★ 鲁茸曲扎/口述 杨树基/整理

日月的轮转，虽然没有在空间留下痕迹，却在无意中给人打上了黑发变成白发的标记；曾经的往事，虽然淹没在现实中，却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经历了无以数计的大事、小事，高兴的事、难过的事，得意的事、委屈的事……事事如过眼烟云，如露亦如电，都耐不住时间的冲刷。唯我亲见亲历的，在1959年农历正月十九日早上，发生在中甸县格咱区纳格拉乡（今香格里拉市格咱乡那格拉村）木鲁村那场惨烈的战斗让我至今记忆深刻，无时无刻不叩动着我的心弦。在这场战斗中，我的父亲央卓七林、兄长格茸汪堆以及甲吾央谦、曲丹培楚、斯南等5位烈士，与数几十倍于己的叛乱土匪英勇战斗，为了保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英勇牺牲。如今，我只有在回忆中挽留过去，寄托哀思。

我的父亲名叫央卓七林，1897年生于香格里拉市格咱乡纳格拉村，又名扎觉浪青。我的祖父名叫扎史七林，祖母名叫丹初，他们生育了四男三女7个子女，我的父亲排行第五。祖父在当地小有名气，他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父亲的大哥、二哥都出家为僧，大哥获得了格西学位，二哥成为一名与世无争的瑜伽师。在家庭的熏陶下，我的父亲也出家为僧，接受了正规的藏文化和宗教知识教育，又被送到拉萨学经3年，打下了较扎实的藏文化和宗教专业知识。后来又得到了“仓巴”的法脉传承。（“仓巴”是以原始宗教万物有灵、众生平等、感恩天地、崇拜自然为主导思想的一种宗派和教法，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要熟练掌握基本的教义教规，法事仪轨程序以及与各类法事活动相关的其它专业知识及技能，要略知天文地理，下知民风民俗及藏医药学，会看像占卜，持咒施术、防止雹灾、医治怪疾等基本功。是一种介于出家人与在家人、世俗与出世、凡间与天界间的使者般神秘职业的特殊人物，又是当地断字识文的小知识分子。在本区域内负责对外信件读写、公文来往、上传下达，起草村规及书写调解文书等工作，类似于兼职文书的一类人，很受人尊重和信任。）父亲央卓七林虽然不一定完全具备“仓巴”的水平和能力，但在当地也是有名望的“仓巴”，各种法事是完全做得下来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祖父让父亲还俗，并娶妻分家到木鲁村生活，拥有属于本家的九亩良田及户籍，户名改为农布达。由于父亲读过书，去过拉萨等地，思维活跃，不安于现状，于是他走南闯北，广交朋友，寻求生机。外出闯荡的几年开阔了他的眼界，于是他约着村里的几个同伴在尼西乡办过制作木碗的小作坊，又开矿炼过铅。可在那毫无规则可言的旧社会，要想安静地办一个实业是非常困难的，后来，这两件事都无疾而终了。随后，我父亲又购买了12匹骡子组建了马帮，在丽江、永胜、鹤庆、保山、思茅等地购买茶叶、红糖等土特产，销往乡城、稻城、康定等藏地，我们的家庭生活才逐渐殷实起来。跑马帮期间，父亲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也见到了藏区之外的世界，他的见识得到提高。同时，他对外面发生的大事也会特别关注，善于思考，遇事有自己的见解，也萌生了为家乡办点事、尽点责的想法。

我们生活的木鲁村位于出入四川省乡城县和香格里拉市等地的北交通要道。在那个时代，交通要道并非是现在所讲的区位优势，而是强者横行霸道，盗贼“顺手牵羊”的便利之所。当头人到来时，家家户户都要去供奉头人的饮食及坐骑的饲料。至今还流传着当时一位叫南夸的人问了一句“不知阿坚大人的骑骡请不请点大麦”的故事。由此可见，在那个年代，普通群众连头人的坐骑都要讨好，生存处境是何等的艰难。不仅如此，村里放养在山上牧场的牲畜随时被盗，防不胜防。有冤无处伸，有难无处诉，类似情况凭各家各户是无法防护的，只有将全村人团结起来，共同防御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可当时没有什么为民作主的机构，衙门只负责收税，老百姓的事情都是自己办理，也因此产生了强霸一方，你争我斗的地方小区域势力。

见此情况，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凭着自己的一点影响力，召集全村的男人们一起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被盗被抢，而是大家能不能在这里长久生存下去的大事。事实证明，凭各家各户单打独斗是无法抵御外部的欺侮的。今天你家的牛被盗，我家不管，明天我家的马被偷他家也不理，而类似的情况家家都会碰到，结果导致大家共同受灾。只有敢于有难同当，才有条件有福同享。从此，村里慢慢养成了齐心协力、一致对外的好风气。再加上父亲与东旺头人冉察阿坚等头面人物有些接触，有了他们的照拂，村里才慢慢有了比较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父亲也因此赢得了村民的信赖，成为村老民，担当起调解村内村外各种矛盾纠纷的职责，并得到上级格咱达达（格咱千总）等衙署官员们的认可和信任，从而也有了与上层接触的机会。自那以后，父亲常与纳格拉、格咱、翁水、翁上等邻村的老民共同处理一些大小事情，信息变得更加灵通，结识也更加广泛，社会经验也更加丰富，成为小区域范围内有点影响力的小人物。

我的父亲母亲一共生育了三男一女，我的大哥格茸汪堆按照藏族的传统习俗娶妻当家，大姐卓玛拉姆嫁给了本村的仲对达，我排行第三，还有一个小弟鲁茸安翁。因为我家有松赞林寺吉迪康参僧籍的名额，我们这一代家里又有三兄弟，因此，六岁时，父亲把我送到了松赞林寺，出家为僧。当时，我的父亲做一些生意，家里有一个30多头犏牛和黄牛、几匹马、几十只绵羊混合的小牛场，是全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按照当时藏族殷实家庭应具备的农产、牧产、僧产的“三产”标准，可称作一个完整优越的家庭。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藏族家庭管理传统，父亲不管细活，母亲鲁茸卓玛善良贤慧，勤劳宽容，操持家务，邻里关系、家庭关系都处理得十分融洽。

时间到了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华夏大地正处于历史变迁时代，红太阳的光辉刺破千年乌云，融化万年冰雪，积弱积贫的中华大地枯木逢春，重获新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雪域高原也将迎来红太阳的光芒。而生活在落后闭塞贫困峡谷里的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0年5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师一二六、一二五团开赴中甸（今香格里拉市），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大龟山顶上迎风飘扬时，宣告中甸县和平解放。继而中甸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新生的中甸县政府对旧时的营官、千总、把总等地方官僚作了统一安排调配。6月初，中甸县召开了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县政府宣布以原各千总管辖地区为基础，设立区一级人民政府，千总任区长，把总任干事，各地拥护土改政策，拥护人民政府的老民积极分子任协商委员。1950年5月17日，格咱区人民政府成立，中甸县工委任命七友才（格咱达达之弟）为区长，我父亲为协商委员（即现在的政协委员），同任的还有格咱香龙提等人。从此，父亲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由旧制度下的老民蜕变为新社会为人民办事的服务人员。他力所能及地为本地方推行土地改革而努力，千方百计地做群众的工作，得到了土改工作负责人阿给营巴等上级领导和工作队知布等同志的肯定。

1957年，中甸县组织在各级政府任职的上层人员和较有影响力的地方头人等组成参观团，到下关、保山、芒市、昆明等已经获得解放的地区参观学习。我的父亲有幸参加，并特许带随从甲吾农布和仲堆曲批同往。期间，参观团成员亲眼目睹了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劳动人民喜悦的心情、灿烂的笑容、高涨的生产热情和幸福的生活环境。几千年被压迫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获自由，就如同长期被关在铁笼中放飞出来的小鸟，欢快地在蓝天白云下展翅飞翔。后来父亲对我说，他那时才明白了什么是藏族谚语说的“强弱平等，穷富同食”。他从心底敬佩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实力和英明的政策，也更加坚定了他跟党走，拥护民主改革，拥护人民政府，当一个“甲嘎”（亲汉人）的决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