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茸曲扎/口述 杨树基/整理

（上接2019年12月13日周末四版）

一九五七年，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他有幸参加。会上，在迪庆僧俗群众及各派势力共同信赖的、在云南藏区乃至拉萨的佛教界有名望的、云南最大藏传佛教寺院噶丹·松赞林寺寺主松谋活佛当选为自治州州长，成为共产党在特殊时期发挥特殊人物的特殊作用的典范。还有代表人物第二大活佛更觉活佛，与解放军多次对抗、仍得到宽大谅解的汪学鼎以及各地方的旧官僚旧上层。这不仅是民心所愿，更是共产党的民族宗教、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迪庆的具体落实。也是对旧社会的土司、头人、地主等剥削阶层的一种最大宽容和活生生的教育，以及新生道路的指引。父亲说，他觉得松谋活佛都跟共产党走，担任新政府的州长，我更放心自己选择的“甲嘎”道路是正确的。

一九五六年康南地区的反动上层在国民党残余及国外反动组织的唆使下，挑起反革命叛乱，并以“护教”为名波及到迪庆，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历时三年多时间叛乱才彻底平息。其间，刚刚步入新社会，迎接人人平等、安居乐业、当家作主不久的翻身农奴再一次被拖入了战乱的日子。木鲁、纳格拉、尼西、巴拉、色仓等地结合部的原始森林、崇山峻岭成为土匪们天然的庇护所。

一九五七年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带纠集了300多土匪，这些土匪的匪首是得荣孜格顶的康思春则、贡卡农布等人。这些人刚进山，还没有尝到解放军的厉害，更不了解外面的大势。这些人不可一世地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工作队的办事处及工作人员。于是出现了土匪围攻东旺侧庸办事处、下格咱格仓办事处以及木鲁，一次性牺牲和伤亡7人的惨案。在此期间，父亲坚定地站在工作队一边，在自己能影响的范围内，向村民和昔日熟悉的上层人士宣传自己参观时的所见所闻，宣传共产党对旧社会的土司头人不计前嫌、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的好政策。积极充当工作队与群众之间、与头人之间的“传话联络员”。我家也成为了工作队的临时办事处。一九五六年解放军围攻东旺扎宗汪学鼎时，一部分部队驻在我家月余，父亲 “甲嘎”的名声也在周边上层人士和群众中传开，引起了一些反动头人的关注和仇视。

一九五七年，武装叛乱头目之首泽央念哇等人派人来做父亲的工作，动员他参与叛乱。来人说：“如果人上不了山，帮传送情报信息，组织粮弹供应也可以，再不行最低限度也不能再帮汉人做事，不能到处鼓吹土改的好处。”父亲反劝他们说：“我参观时亲眼看到天下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连国民党蒋介石都已经逃跑了，凭你们的几条枪几百个人，与汉人对抗是土罐去砸花岗石，自不量力。共产党的政策是帮助广大劳动人民过幸福日子的好政策，走的是不让‘强者随心所欲，弱者走投无路’的平等道路。内地已经土改的地方，人人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个个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生产和家乡建设当中。再说，我们信赖的松谋大活佛也拥护民主土改，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服从共产党的工作安排。其他还有我们熟悉的藏区名人冉察阿坚、汪学鼎，独克宗的贵族刘恩等都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并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和重用。我认为松谋活佛的选择不会错。再说，你们也不比汪学鼎和蒋介石厉害吧。”

土匪们再三劝说无果后，扎参僧团武装头人又委派能说会道的阿央送给父亲一封信，里边装着一粒步枪子弹、两个红辣子、一根鸡毛。一粒子弹表示生死两条路由你选择，两个辣子表示不吃甜的就让你吃辣的，鸡毛表示立即决定去向。这种做法在藏地是最严厉的一种暗示。父亲不被威逼利诱所动，跟定共产党的决心不动摇。

在收到恐吓信不到一个月的一九五九年农历五月十五日那天，次央顶那伙土匪为了给父亲施加压力，抢劫了我家的牛场，劫走了犏牛和黄奶牛17头、绵羊30多只、耕牛2头、马4匹等全部牲畜。洗劫了我家包括男女盛装及与之相配套的首饰、骑马的高等褥子及与之配套的马具、高级长条垫褥等物品，大嫂准备织毯子的毛线团都不放过。把财产搜刮后，还把我母亲绑在柱子上，一个土匪用枪托砸向母亲的脸上，留下了终生的伤痕。

父亲和甲吾农布被拉到格卓家，绑在中柱上进行威逼。土匪排吕格批说：“你扎觉浪青过去投靠冉察阿坚得势，如今你又投靠汉人，你是一个投机分子。‘百禽当中藏马鸡最白，但鸡尾巴是黑色的。百鸟当中乌鸦最黑，但刚刚孵化时是白色的’，你也是身白尾黑的一个人。过去我们信任你、尊重你，现在你把我们出卖了。如今你背叛民族、背叛宗教、背叛朋友，投靠汉人，到处煽阴风点鬼火，宣扬汉人的慈悲。你比我们应当更清楚，自古以来藏地从来没有被其他民族占领过，今天也如此。汉人如乌鸦，我们如树桩，乌鸦不可能永远歇在一棵树桩上，迟早要飞走的，最后留下一泡屎（意为后患）在树桩上。而我们早不见晚见，一起生在此地，烂在此地。你是一个明事理的人，现在转变还来得及，我们可以把你的牲畜、财产一点不少地还给你，给你一袋烟的考虑时间。”父亲说：“不用一袋烟的时间，做这个选择我是认真权衡过的。共产党的实力其他不说，我参观的时候看到一个工厂里造子弹，从机器口里子弹像羊拉屎一样淌出来，还听说有一发炮弹可以炸掉一个村庄的武器，天上还有飞机。解放军有几千几万人，都是专门打仗、不怕死的人。你们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而且是临时拼凑起来，每人身上最多装着30发子弹，内部又不统一，各怀目的，拉帮结伙，勾心斗角，蛇认为自己长，蛙认为自己粗，各不相让，这样的乌合之众，怎么对抗得了解放大军。我劝你们是对你们好，不要走孤儿寡母的路。我一个老头无所谓，今天是你们案板上的肉，要杀要剐随你们，但不要为难我家老伴和两个小儿子，男人们的事情男人之间了断。但你们也要考虑清楚，杀我只是刀起刀落功夫，但别忘了我的尸体是有人管的。”恼羞成怒的土匪见这个顽固的老头软硬不吃，就说：“既然如此，那只能自家的猪自家处理了。”随即把父亲和甲吾农布两人五花大绑后，夹在马队中间，从木鲁村带到尺土村的桥边准备处决。

当土匪们抢劫了我家牛场，洗劫了家产，绑架了家人的时候，消息也传到了本家的卡鲁村。亲属们立即奔走相告，组织了卡鲁、归巴、左利的亲戚朋友们赶到尺土桥边。这些土匪，也是大家原先互相来往的熟人，本来应当好商量，但这件事并非传统意义的家族间的纠纷，而是上升到阶级立场，虽然当时大家还没有这样高的认识，但谈判的主题也离不开“甲嘎”与“别嘎”的关系（即亲汉或亲藏）。土匪们说：“我们与扎觉浪青之间过去无冤无仇，甚至有些人是朋友，今天的问题是站队问题，现在提两个条件：一是只要亲属们担保扎觉浪青从此背离汉人，包括他的儿子格茸汪堆；二是从今天起，他不准回到木鲁村居住。如果答应这两条就可以放人。否则，没有商量的余地。”亲属方也很强硬：“投不投靠汉人，是各人的权利，再说汉人并不是藏人的天敌，汉人也有好人。所有的藏人也不一定全部是好人，藏人里也有恶人，况且你们也代表不了整个藏区的人。你们敢说这次抢劫农布达是代表全藏区的人吗？你们不要自己抬高自己，牛尾巴护不了牛屁股，还想管世上的苍蝇。”双方相持不下，几次要动武。最后，在其中一些长者的调停下，双方妥协让步。做出由亲属方口头答应给土匪方11支步枪，并担保父亲不再回木鲁村生活，不再为汉人说话办事。父亲和甲吾农布才捡回了一条命。

随后，他们两人在卡鲁村的庄房堂浪托垫野外生活了九个多月，一直到已经从西南民院毕业回来，参加民族工作队七年的大哥格茸汪堆，由东旺办事处调回格咱区时，才把父亲和甲吾农布两人接到翁上来康（办事处）暂住。

当初是父亲支持儿子走上了革命道路，如今儿子引领父亲继续革命。

一个人的一生会面对很多选择，受到苦难你是否能够勇往直前，受到诱惑你是否能够坚守本心，这些选择似乎不难，难的是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道路选择，这不仅是一种直观的更是一种深远的选择。这种选择需要智慧。

我哥格茸汪堆生于一九三五年，是家中的老大，藏族的传统习俗是老大当家，娶了本村从小青梅竹马、如花似玉的姑娘格茸卓玛为妻，他们生有一个酷似她母亲的可爱的小女儿，取名青翁拉姆，在他父亲牺牲时年仅六个月。这是后话。

父亲对我哥从小宠爱，寄予厚望。到五岁左右，便开始教他认字，并随时带在身边，无论是从事“仓巴”的法事活动，或是老民们商量议事的场合，都有意识地让他接触。年龄稍大时，还尽量带他去外地见世面，再加上家里是东旺、乡城等过往客人的投宿点，上至阿坚一样的官僚及商人，下至背着东西的脚夫都会来我家借宿。父亲与客人的交流聊天，母亲不论尊卑一视同仁的招待，这种强者放置马鞍子、弱者歇息放包袱的慈善作为，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让他耳闻目睹了人间的不平等。当初父亲很希望他继承“仓巴”职业，但大哥不愿意当“仓巴”，似乎从小就有一种去闯外面的世界的理想。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五一年经格咱区区长七友才和土改工作队队长阿给营巴等懂政策、有远见人士对父亲的说服和推荐，十六岁的哥哥格茸汪堆被送往西南民族学院学习，成为第一批接受汉文化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的幸运儿。同行的还有他的同村好友孙诺吉才（后来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州长、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尼西格茸七林，小中甸扎西顿珠、肖汪堆，东旺冉察阿坚之子向巴等人。孙诺吉才和肖汪堆分配到文化班，我哥和扎西顿珠、向巴、格茸七林等人分配到理论班。由于有较好的藏文基础，我哥学习汉字也不难，进步很快。在成都西南民院三年学习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精华的时段，也是人生的转折点和腾飞的起点。他们是新中国在高等学府里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迪庆高原的藏族干部，接受了藏汉双语、政治、政策、体育及军事常识的系统学习，特别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统战政策、藏地民主改革政策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具备了在本地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各项政策的能力，坚定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一九五三年，这批藏族年青人完成三年的学业，踌躇满志毕业回到家乡，而他们的家乡——迪庆高原却不像成都那样和平稳定。在这里，如日出照射在雪山顶，阳光还没有撒遍全区域，民主改革的序幕刚刚拉开，反动上层和翻身农奴两个阶级的斗争如平静江面下的暗潮涌动，血与火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去经受、去面对、去战胜。

毕业回来后，他们就编入民族工作队，分配到各个区域的“来康”（办事处）。我哥格茸汪堆被分配到大中甸工作队甲能谷工作组，后又调到格咱办事处的铺上村，随后又调到翁上村，其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初又调到东旺办事处（设在侧庸村）。当年土匪围困东旺办事处，粮食、饮用水都被截断达十多天的情况下，仍顽强抵抗坚持斗争，击退土匪的屡次进攻。他是随同前去支援解围办事处的解放军赶到东旺的。这次斗争，藏族年青干部得到了实战锻炼，也经受了生死考验。后来，以这次战斗为题材的全国民兵英雄——雪山雄鹰七林旺丹冲出包围圈，带伤翻越雪山送信救援的事迹家喻户晓，成为那个时代崇尚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年青人立志参军报国、为国牺牲的动力和榜样。

一九五八年初，我哥格茸汪堆、古格知布、排浪巴桑、嘎农布定主、青能大汪丹、归巴批批、亚力嘎梯等土改工作队员来到木鲁、纳格拉搞土改工作。我哥任工作队队长，春节在阿母自然村我家里一起过。正月十五过后，工作队分成两个小组，一组负责木鲁村，一组负责纳格拉乡。我哥和归巴批批留在木鲁，因为这边只是阿母和茨卡两个自然村，其余的大队人马赴纳格拉乡。木鲁工作组的办事处设在我家，工作队的弹药、政府救济贫困户的粮食等物资也全部装在我家里。工作队进驻木鲁和纳格拉以来，认真贯彻上级的有关部署和土改政策，在村里充分发动贫雇农，成立了贫协会、妇女小组等组织，宣传党的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