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明

（上接3月13日 第四版）

但由于云南盐资源丰富，加之当时行政效率不高，盐铁榷税政策并没有对滇西北土著民族的生存造成重大影响。

至唐朝初年，傈僳族先民施蛮和顺蛮围绕滇西北洱海周围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众多氏族部落。浪穹诏部落族民顺蛮在洱海西北发现了一口盐井，其王傍弥潜宗族控制了它，并将这口盐井打上了部落王族的标志，被命名为“傍弥潜井”，施蛮拥有洱海北部剑川的沙追井。除此之外，还有若耶井、讳溺井、罗苴井等盐井。虽然各部落拥有规模不同的盐井，但他们并没有将食盐与部落王族的利益联系起来，“当土诸蛮”用“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的古老方式“自取食之，未经榷税”。当时洱海周围较大的几个部落，即“诏”都有氏族或联姻关系，如浪穹诏与邆赕诏诏主是兄弟关系，浪穹诏主与蒙舍诏主又是甥舅关系等，各诏以洱海为中心分布四方，实力相当，谁也吞并不了谁。

吐蕃兴起，与唐朝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尽管当时盐并不是双方的主要目标，但是滇西北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双方争夺的要地之一。生活在滇西北的傈僳族先民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崛起的吐蕃沿澜沧江两岸不断南进的同时，约于公元690年架通了滇西北金沙江上的神川铁桥，成为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长安三年（703年），吐蕃赞普犀都松率军攻克降域，“及至兔年（703年）冬，赞普赴南诏，攻克之。”“及至龙年（704年），赞普牙帐赴蛮地，薨”。尽管吐蕃赞普犀都松死于洱海北部，但他的军队仍然控制了洱海西部云龙、兰州一带的盐矿，并且在苍山西麓的漾水、濞水上修建两座铁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镇之”。吐蕃在洱海周围的土著部落中封了六、七个王羁縻管制，“使白蛮来贡赋税，收乌蛮于治下”，属于乌蛮集团的傈僳族先民施蛮和顺蛮也节制于吐蕃铁桥节度。而此时，唐朝军队也雄踞洱海东北部的剑南和姚州，形成犄角之势，与吐蕃的滇西北争夺战势不可免。当赞普南征身殆的消息传到都城逻些，吐蕃内部豪族发生骚动，附国尼泊尔公开叛乱，整个吐蕃出现了严重危机。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已故吐蕃赞普犀都松之母尺玛蕾辅助年幼的新赞普执政，遣使到唐朝求婚，三年后，唐朝与吐蕃举行“神龙会盟”，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双方恢复亲善关系。但是唐中宗并没有停止对滇西北的进攻，乘机命唐九征进兵洱海西部的西洱河蛮地，唐军“破之，俘虏三千计”，并焚毁了吐蕃进入西洱河的两座铁桥，“焚其二桥……建铁碑于滇池……以纪其功”，又将那里的傍弥潜盐井和傈僳族先民顺蛮族民揽入治下。

焚桥纪功也罢了，西洱河诸部落人民有盐可食，有田可耕，也在唐军抑或吐蕃的管辖下相安无事。可是此时唐朝却出了一位监察御史，名叫李知古。景云元年（710年），李知古上奏皇帝：“姚州诸蛮，先属吐蕃，请发兵击之”，他的意思是要铲除或者征服当时吐蕃麾下的那些部落。唐睿宗批准了李知古的建议，“诏发剑南募士击之”。慑于大军的武力胁迫，洱海西北部的部落相继归附唐朝。急功近利的李知古并未就此罢休，“既降，又请筑城……重税之”。不仅加重赋税，还试图奴役驱使洱海北部各部落人民建城筑池防御吐蕃。朝中黄门侍郎徐坚极力反对李知古的主张，他认为西洱河的部族在蛮荒之地，有待开化，应当采取有异于唐朝的制度进行羁縻，而非兴师动众进行远征，如果这样将得不偿失，说：“蛮夷生梗，可以羁縻得之，未同华夏之制，劳师远涉，所损不补所获。”可是唐朝皇帝并不听取他的建议，仍然“令知古发剑南兵往筑城”。洱海北部部落人民在沉重的赋税之下，又将面临抽调万人为奴参与筑城的境地。部落酋长们根本不配合唐朝的高压政策，导致李知古的命令无人听从。恼羞成怒的李知古诱杀了洱海北部影响最大的邆赕诏诏主丰咩，并将其王族子女抓为奴婢。这激起了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王族和族民万众的愤怒。丰咩之弟，浪穹诏主丰时为兄报仇，联络吐蕃和施浪诏、邆赕诏袭击围攻唐军，唐军溃败，死者逾千，李知古被杀，遭“断尸祭天”。西洱河诸部与吐蕃由此向东“进攻蜀汉”。导致洱海诸部“相率反叛，役徒奔溃，姚、巂路历来不通”。

唐朝内部此时也出现了危机，主要是由于依赖均田制的税收无法支撑长期与吐蕃的战争，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开始酝酿军事与税制改革。废止百余年的盐铁榷税又提到宫廷议事，左拾遗刘彤表请实行盐铁专卖：“榷天下盐铁利，纳之官”“官收兴利，贸迁于人”，认为“取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润穷独之谣。损有余而益不足”。他的看法与西汉时期桑弘羊的思想如出一辙。开元十年（722年）唐朝开始征收盐课，不再免税。为了强化军事组织能力，也开始了以募兵制为主的具有“兵农之分”的职业化军事改革。此后唐军卷土重来，与吐蕃争夺位于今四川省攀枝花市盐源县的“昆明城”和“盐城”，在数次争夺之后，至开元十七年（729年），“巂州都督张审素攻破蛮，拔昆明城及盐城，杀获万人”，置“昆明军……管兵五千一百人，马二百匹”，以控制盐城一带的盐井。

在川西取得胜利之后，为了夺回滇西要塞牵制吐蕃东进，唐朝军队积极扶持居于洱海南部弱小的蒙舍诏，地处山地的蒙舍诏也对洱海西、北的湖岸良田垂涎已久，双方一拍即合。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派御史严正诲与南诏王皮逻阁策划进攻洱海周围最富饶的“河蛮”地区。割据洱海北部的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与蒙舍诏是氏族亲属联盟，在接到蒙舍诏王发兵协助的请求后，邆赕诏主咩罗皮以为可以与其舅蒙舍诏王皮逻阁共享其成，立即发兵，与蒙舍诏南北夹击，迅速占领了洱海西岸的河蛮领地，战败的河蛮王族向北迁徙，流亡浪穹诏地。战斗胜利后，蒙舍诏主皮逻阁并不想让他弱而无谋的外甥占据富饶的河蛮领地，很快率领军队把咩罗皮逐出大厘城，迫其退往洱海北部的邓川。蒙舍诏不断向洱海北部推进，与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反目成仇。三诏组成氏族兵团南下复仇，猛烈进攻洱海北部的上关龙口，在即将攻破龙口关时，唐朝剑南节度使王昱的援军赶到，三诏未能一鼓作气攻下龙口城。蒙舍诏反败为胜，与唐军共同出关追击，三诏联军多死于攻城之战和洱海周围的沼泽地。此时吐蕃军队却被吸引至川西，专注于防御作风彪悍的“山南兵”而无暇顾及。蒙舍诏乘胜追击，击破邆赕、浪穹、施浪三诏故地，三诏族民和其王一路向北溃退至剑川、鹤庆一带。浪穹诏主铎罗旺退保剑川，施浪诏主施望欠率领部落迂回重返牟苴河故城，试图持险拒守。不料蒙舍诏和唐朝军队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城池很快被攻破。城破后，施蛮王望欠率领一半王族绕道苍山西去永昌，却被蒙舍诏和唐军在澜沧江岸成功堵截。后来，施浪诏主不仅失去了“沙追井”等盐场和大部分领地，还不得已将自己具闭月羞花之貌的漂亮女儿遗南献给蒙舍诏王才得以回到洱海地区保全性命，终老于蒙舍诏的白崖城。他的弟弟施望千则率另一半族民北走吐蕃，进入剑川、铁桥一带吐蕃控制范围，被“吐蕃立为诏，有众数万”。北去的邆赕、浪穹、施浪此后被称为三浪诏，他们就是现代傈僳族所称三祖，即“部祖、施祖、迈祖”，族民施蛮和顺蛮也被称为“浪人”，就是今天傈僳族的直系祖先。

2、天宝之战

在唐军的支持下，蒙舍诏所向披靡，灭越析，逐三浪，又灭蒙嶲，很快统一了六诏。云南西北出现了一个以蒙舍诏贵族建立的王国，即南诏。公元739年，皮逻阁离开干旱贫瘠的南部山地，把王都迁到洱海湖畔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的太和城。尽管实际控制了洱海周围的众多盐矿，但由于云南资源丰富，南诏还未意识到盐铁榷税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南诏王族除了独占产盐最鲜白的“览睑井”“惟王得食”，进行“取足辄灭灶，缄闭其井”的垄断使用外，各地盐井仍然听任部落族民各取其用。各部落人民认为盐泉、岩盐乃天神所赐，祭而取用。此时唐朝的盐铁榷税则已在全国施行，大部分盐场开始按照屯田办法设立盐屯，执行朝廷垄断的开采和经营。

天宝七年（748年），南诏王皮罗阁死，其子阁罗凤立为王。经过近十年的经营，此时的南诏已日益强大，势力已向东进入滇池东滨的拓东。依靠盐铁榷税和职业军队的改革，势力迅速加强的唐王朝在控制了洱海地区之后，也加紧经营滇池区域。不仅在盐矿富集的安宁筑设安宁城，还试图从元江开辟通往安南的通道，由于唐朝采取步步为垒、建筑城堡的方式不断前进，遭到滇中土著爨氏各部落的反抗，他们杀死了筑城使者越崔和都督竹灵倩，唐王朝派南诏就近前往镇压。南诏王阁罗凤并没有与爨氏各部兵戎相见，而是与诸部谈判，促使爨氏向朝廷谢罪而罢。阁罗凤还将女儿阿姹嫁给爨归王之子守偶，另一女嫁给爨崇道之子辅朝，乘机拉拢爨氏各部，形成了氏族联姻的政治联盟。这种局面并不是唐王朝所期待的，朝廷认为南诏势力进入滇池地区于己不利，遂派李宓用反间计挑起爨氏内讧。爨崇道袭击杀死了爨归王和爨日用。爨归王妻阿姹千里西进向洱海西岸的父亲求救，南诏王阁罗凤听说自己的亲家杀了亲家，爨氏领地乱作一团。便派兵东进杀了崇道父子，导致唐朝与南诏矛盾激化。唐朝廷由此决意打击南诏，加倍征取粮税以削弱其力。云南太守张虔陀又向朝廷谎报南诏密谋背叛。天宝八年（749年）唐玄宗命令攻打南诏。十月，唐军经云南曲靖直奔滇池西岸的安宁城，首夺该城盐井，“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唐军虽未直接与南诏军队交锋，但算是用敲山震虎之策对南诏的向东扩张进行了警告。因为对抗吐蕃的共同需要，唐朝和南诏都不愿意将双方关系直接上升为战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