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贵明/文 张锦明/图

（上接3月27日 第四版）

嘉庆年间，一队逃荒的白族那马人从剑川平原举家向西漫无目的地迁徙。他们的族长怀抱一只公鸡，根据族长的卜算，公鸡到哪里开鸣，他们的族人就在哪里定居。这队那马人翻过云岭山脉的雪盘山，沿着玉龙河山谷西下，暮色苍茫间，公鸡鸣叫不停。这队那马人便在玉龙河右岸的山坡上居住下来，发展成一个不大的村落。这个地方从此被人们称为喇鸡鸣。

1821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喇鸡鸣村民和壮美牧羊时，偶然发现羊群集中于玉龙河的谷底舔食一汪清泉，感到好奇，便用手蘸了少许尝试，发现泉水竟有咸味。于是她将这一消息告知村人，村民大喜于咫尺之间发现盐泉，蜂拥而来“祭泉”煎盐，自煎自食，并把每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定为祭泉之日，祈求上天给予盐泉万古长流、永不枯竭。这种民间私采自煎食盐的情况当然瞒不住当地的官员。1843年四川人李天有游行滇西，听说喇鸡鸣有盐泉之事，遂往查看，果然有泉水从山中淙淙流出，岸边一片盐霜，味道甘咸。知道是口好盐泉，他当即禀报云南巡抚开井报课。盐务大臣派人勘察后，指定由李天有包课开井，隶属丽江井。由此拉开了喇鸡鸣盐井官方开采的帷幕。此外，兰州境内还有温井、上井、期井、兴井、老姆井、下井、小盐井、温庄井等九井盐矿，其中尤以“喇鸡鸣”井产量最高，盐质最好，最为出名。“云南各井盐质……矿卤气味最浓者，莫如喇鸡鸣井”。因为盐的存在，喇鸡鸣成为近代享誉全滇和横断山区的著名地名。

民国初年到民国24年, 云南全省产盐多保持在90万担（每20担为1吨），最高年份曾达100万担，成为云南省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袁世凯窃临时大总统职位后，1915年废弃共和实行帝制，遭到全国人民反对。云南首义护国护法开始组织护国军讨袁。但“饷金锐增，非有巨款不能维持”，经滇督军与稽核分所反复会商，“自1916年起，将滇盐税全数除运署，分所及所属分支机关经费外，悉数拨归滇用”，每月12.5至18.5万元。于是由蔡愕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才得以起兵进军四川。盐款成了护国运动的主要经费来源。由于对外倾销食盐筹款用兵，云南省内食盐紧缺，食盐供需矛盾在横断山傈僳族居住区仍然十分突出，成为当时傈僳族群众武装反抗的主要导火索。

历史上兰州境内的盐井主要由傈僳族群众开采和背运，千千万万的傈僳族劳工在各大盐场从事沉重的劳动，即便每天背运几十上百吨盐巴，劳工们也无法获得足够食用的盐。那时的傈僳族群众、怒族群众在偶尔换得一小块盐时，会用麻绳栓起来悬挂在屋中，供全家人在吃饭时舔一舔，由此可见食盐的奇缺。直至解放后，傈僳族民间形容一个人过世时，还有“到喇鸡鸣背盐去了”的说法，印证了傈僳族群众对喇鸡鸣盐场开采和运输过程中暗无天日、九死一生的惨烈记忆。

1916年冬天，喇鸡鸣附近温斗村的一名傈僳族群众在卖柴回家途中，于矿洞附近拿了一小块盐，被兰坪县喇鸡缉私队开枪射杀。当时滇西北地区还盛产鸦片，这是一门令人垂涎的买卖，兰坪县佐詹盛金名为禁烟查收，实以长期私贩没收的鸦片获取暴利。当时云南省禁烟委员会专员崔玉田也在兰坪，詹盛金为讨好崔玉田，连同维西县长余斌和中维游击队长马贵堂以查烟为名，进入澜沧江沿岸傈僳族居住区搜刮民脂民膏，弄得天怒人怨。

反抗的烈火终于在1917年正月熊熊燃烧。石登中坪村的傈僳族群众和鲁春、丰登村的和沛三以及丰登村的白族人林爹联络傈僳族、白族农民近600人于1917年1月30日聚集暴动。愤怒的人群犹如风卷残云，攻城掠地，在石登的激战中，暴动农民杀死詹盛金后，旋即占领营盘镇和喇鸡鸣盐场公署，在喇鸡鸣发生激烈战斗，附近白族、普米族农民也闻风而动，揭竿而起，喇鸡鸣团正李琼林被群情激愤的农民打死。攻陷喇鸡鸣后，反抗农民均分了食盐，没收了盐场公署的财产。此后不发一箭攻下了山后，抓获处决了云南省禁烟委员崔玉田、李遇春，殖边委员司应谦、周子芬和李品珍等当权势力代表。

此后，反抗农民在那里兵分两路，由雀才保带领傈僳族农民奔袭维西县城，以求获取维西傈僳族群众的支持。由白族群众组成的反抗队伍主要往剑川方向进攻，双方试图分道控制兰坪、云龙一带的盐井，最终在滇西重镇鹤庆会师。国民党大理卫戍司令部迅速调集大理、剑川、云龙、碧江、维西各路军队对反抗农民进行四面围攻镇压。奔袭剑川的农民一部在攻击前进至剑川县马登乡麻栗箐时，遭到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阻击，造成重大伤亡。

雀才保带领的400多名傈僳族暴动农民从兰坪出发，于1917年2月到达维西县城外围，试图攻陷维西县城后攻扑石鼓。当时惊慌失措的国民党中维游击队分队长张勋臣仓惶前往施别山头阻击，被暴动农民瞬间击溃退回维西县城。正月初十，雀才保的队伍扩展至2000余人，从西山梁分三路围攻维西县城，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战，一时枪炮激烈，杀声震天。拿着农具、弓弩乃至赤手空拳的暴动农民发起数波攻击，试图抢夺县城西门和南门，遭到守城国民党兵的拼死抵抗，他们动用排枪和架设在圆龙山上的大炮猛烈轰击攻城农民。在猛烈的爆炸和激烈的枪声中，暴动的农民成片倒下，但仍不退缩，直至冲锋在前的旗手被乱枪击中，方才停止了进攻，向西撤回维登一带。此战数十名农民战死，国民党中维游击队也有十六人死于暴动农民的毒箭石块之下。数日后，维西县长余斌和中维游击队上尉马贵堂率部回到维西县城，与守城军队合兵一处，进攻维西县城的反抗队伍被迫撤往石登等地。

而此时众多傈僳族农民源源不断地到达维西县城，有些是来寻找和参加反抗队伍的，有些实则进城赶街。国民党武装人员将所有来到维西县城的傈僳族农民集中到城内的一个院落，院子中间摆上几筐食盐，院落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头目走到人群中间高声说：“进城来背盐巴的，站这边，不是来背盐巴的站那边！”人群立刻分成两部分。那时的大部分傈僳族群众根本听不懂汉语，有些是跟随人群的动向选边站队的。结果选择站到“背盐巴”队列的傈僳族平民统统被当成“土匪”斩首杀害。没被屠杀的傈僳族农民则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甚至有人因这猝不及防的变故而发疯。

我的爷爷大约是在屠杀之后第二天去维西县城卖黄连的，他在城门口遇见一个说话结巴的人，那人神色平静地问我爷爷：“要……要……不要猪……猪头？”我爷爷打量他半天，觉得他不像骗子，就说：“要啊。”结果那人把他带到附近的大水沟，说“猪……猪头……在……在那！”爷爷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见整个山沟丢满了血淋淋的人头。他大惊失色，扔下黄连逃回家中。

此后，余斌和马贵堂开始组织重兵进攻暴动农民设置在石登的防线，国民党军队依靠快枪先后屠杀了一百多人才击溃了暴动队伍，反抗将领雀才保失踪，一部分反抗农民往西翻越碧罗雪山向碧江撤退，酿成了1918年至1937年怒江流域傈僳族农民被迫持续武装暴动的残酷历史，史称“福贡人民大起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