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20年6月19日第四版）

大家普遍关注的碉楼主要是分布在川西嘉戎地区的石碉，而对土碉的相关研究要少得多，很多学者还将土碉和石碉分开来看待，或者说撇开土碉只谈石碉，进而说“在青藏高原范围内，碉楼主要分布区大体是与石砌房屋的分布相对应，而在土坯夯筑的房屋分布区内则基本上见不到碉楼”。这显然是片面的陈述。现有资料显示，碉楼遗存地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地处深山纵谷间

最早记载青藏高原地区碉楼的史籍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其在记述东汉时岷江上游地区的冉駹夷部落时描述：“皆依山而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隋书·附国传》 在谈到附国和嘉良夷地区的碉楼时也说：“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垒石为石巢，以避其患。其石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石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些碉楼与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碉楼造型极其相似，“其石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石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与我们现存的青藏高原碉楼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依山而居”、“近川谷”。青藏高原的碉楼主要分布在东南部的横断山脉地区和藏南河谷雅鲁藏布江以南的西藏林芝、山南和日喀则等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大江穿流、河谷纵横，形成了“两山夹一川、两川夹一山”的地貌，包括了今碉楼分布最密集、最广泛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冕宁、盐源，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山南地区隆子县、加查县、曲松县、洛扎县、措美县、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聂拉木县等地。

二、定居和农耕

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一书中提及碉楼时说到，碉楼这样的建筑并非游牧民所为。现有资料也显示，在纯粹的游牧地区没有发现有碉楼遗存，而所有发现有碉楼分布的区域都是定居的农区（虽然不是完全与牧业没有关系），所以，可以断定青藏高原的碉楼是定居农耕社会的产物。

三、与石棺葬分布的对应

石棺葬是继新石器时代以后出现的一种墓葬文化，也称石棺墓、石板墓、石板葬，其主要特点是以石板或石块垒砌墓室为葬制的墓葬文化遗存。从20世纪30年代始，考古学家们在岷江上游发现了石棺墓，并对这些遗迹进行了清理发掘，由此拉开了我国对石棺葬的研究。这些石棺墓地多集中分布于横断山脉地区各个江河的二级台地上，墓地中的石棺墓排列密集，或数十座乃至数百座不等。从目前的考古年代证据看，石棺葬的主要流行年代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末年。在进入东汉以后，石棺葬这一独特葬制大幅度减少或渐趋消失。

1974 年以来，德钦县澜沧江流域先后发现了云岭乡的永芝村石棺墓、佛山乡纳古石棺墓等，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对上述石棺墓地进行了清理和发掘，断定年代为西汉至战国，距今约3000年。此后，在县境内的澜沧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陆续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地分布。

纵观石棺葬发现区域和碉楼分布区域，有极大的重合现象。石棺葬发现区不一定都有碉楼出现，但是有碉楼分布的区域一定有石棺墓发现。也就是说碉楼分布区域大体上是被包含在石棺葬分布区域内。大范围来说，云南迪庆的金沙江流域、澜沧江流域石棺葬和碉楼并存；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流域是现今横断山脉地区中碉楼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同样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石棺墓；雅砻江中上游及其支流鲜水河流域也是横断山脉地区碉楼分布十分普遍的区域，而这一区域内发现的石棺墓葬同样非常丰富；在西藏山南、林芝、日喀则等有碉楼分布的区域也发现了大量的石棺葬。小范围来说，如德钦县境内澜沧江流域既有大量石棺葬，又有多座土碉楼遗存；而金沙江流域的书松村不仅有密集的土碉楼遗存，同时也发现书松安曲石棺墓、约尼石棺墓等。

前文已经说到石棺墓葬的年代是新石器时期晚期到西汉末年，而汉文文献中最早记载碉楼的时间是东汉，基本能承接时间关系。即石棺墓葬文化结束后，碉楼便出现了。但极有可能的是石棺墓葬文化后期，碉楼已经出现，只是由于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石棺墓葬的主人没有文化商贸上的交集， 所以，有关碉楼的文字记载没有出现在汉文文献中，信息的阻隔导致了有关碉楼的文献记载时间延后到东汉时期。如此大面积的地域上的重合和产生年代的吻合绝不可能是一个偶然现象，而应该是有一个重要的共同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即石棺墓葬的主人与碉楼的初创者有一定的文化应承关系。

四、碉楼与神鸟“夏琼”的关系

最早记载青藏高原地区碉楼的史籍《后汉书》在记述东汉时岷江上游地区的冉駹夷部落时称：“皆依山而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的确切含义已不详，但不像是汉语词汇，应该是当地人即冉駹夷对碉楼的音译称呼。唐人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对“邛笼”的注解是“按今彼土人呼为雕也”。唐人李贤是汉文文献中第一个用“雕”来称呼高耸的人造建筑物的人，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雕”的解释：“雕，鷻也，从隹周声，籀文雕从鸟。”而对于“鷻”的解释是：“鷻，雕也，从鸟敦声。《诗》曰：匪鷻匪嶌。”可见东汉时“雕”字只是用来称呼一种飞鸟，此字跟建筑没有任何关系。《北史》《隋书》中开始出现“碉”字，用于对附国的部落名“千碉”，从记载的“千碉”部落的位置看，应是今川西北及甘南一带，很明显，这个部落就是指碉楼众多的部族。“雕”与“碉”可通假，“碉”来源于“雕”是显而易见的。由此说来，“邛笼”是碉楼建造者对碉楼的称呼，其意译为“雕”，后来演化出了“碉”字，而“雕”是一种飞禽。也就是说碉楼建造者将一种飞禽的名字作为碉楼的称呼，这种飞禽在碉楼建造者的语言中叫“邛”。

学界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主人应该是冉駹夷的遗留，进而认为碉楼的分布和古代冉駹夷分布以及迁徙分化有关系。也有学者对《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碉楼的主人冉駹夷部落作过研究，得出结论：汉之“冉駹夷”、隋唐之“嘉良夷”及近代的嘉戎之间有承袭关系。

那么“邛”在今嘉戎藏族的文化中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民国学者马长寿在《嘉戎民族社会史》中记述了许多嘉戎的土司都认为自己的始祖是“琼”，一种神鸟，祖先是从神鸟的蛋孵化而来，由此将“琼”作为祖先来崇拜和供奉。又说嘉戎藏族的远祖是从“琼部”地方迁来，而“琼部”在拉萨西北十八日程的地方，有三十九族，人口众多，因为该地土地贫瘠而东迁到了现在的居住地。将始祖和先祖地的名字作为一种建筑的称呼，一般是不太合乎情理的，极可能这种建筑正是祭拜或供奉始祖和先祖地的地方，所以有如此的称呼。这样，建造碉楼的最初功能就可以成立。有学者在碉楼分布密集的西藏山南作调查时发现，当地村民虽然对碉楼是什么人所建，什么时间所建等问题一概不清，但对其功能与作用的解释都与“琼”有关。又说是琼的住所，也有说是捕杀琼的工具，又说不能拆毁它，会带来厄运。这些说法不仅跟“琼”有关，还符合将碉楼作为祭拜供奉“琼”的思维。德钦地方也是有很浓的“琼”崇拜痕迹，很多地方原来有在门廊上挂上“夏琼”像的习俗，只是今年来已经很少看到；还有很多有关“夏琼”的圣迹，例如霞若乡的“夏琼乃”， 阿东村的“夏琼乃”等。

另外，拉萨西北的阿里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太阳鸟”的岩画，说明此地自远古就有对神鸟崇拜 的习俗。而阿里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发源地，也是青藏高原先于吐蕃王朝存在的象雄王朝的主要领地。卵生说和神鸟崇拜是苯教的主要特点之一，关于“琼”传说和崇拜应该是神鸟崇拜的延续和发展。苯教认为，宇宙被分为上、中、下三界，上方为天神所居，中间为人居住，下方则是鬼怪寄存的地方。这种宇宙观在藏族民间是根深蒂固的，碉楼分布区域内的住房，也就是汉文中常见的碉房， 一般为三层格局，第一层关牲畜，第二层住人，第三层主要摆布经堂、挂经幡、设煨桑台，其空间结构与苯教中三界观念完全对应。高，就意味着接近天神，将祭祀和供奉神灵的场所尽量升高也符合信奉苯教之人的思维，在三层碉房的基础上产生独立的用于宗教活动的高碉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碉楼的产生也极有可能与苯教有关。

此外，青藏高原的碉楼有石碉和土碉。一般在采用石砌建房的地区都是石碉，而在采用土夯建筑的地方发现的碉楼却是土碉，这很明显应该是因为建筑材料和建筑技艺的差异造成，与碉楼产生的年代和原因没有直接关系。青藏高原上广泛分布的碉楼区内，有些地方分布密集，而有些地方已经仅存残迹。这可能与后期碉楼发展和延伸的功能有关。例如，在一些历史上战争频繁的地区，碉楼有演化成战争用途的建筑，实用功能的强化推动了碉楼建筑的发展，并延续了原来的宗教用途，甚而成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而在其他一些地区，苯教的没落使得碉楼失去原有的宗教意义，又没能延展为其他功用，所以，只能逐渐破败，乃至消失。当然，上述对碉楼的一些分析是建立在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文章仅仅是结合前者的成果，加上个人的粗浅理解，表现为一隅之见，距离碉楼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真相有很大的差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