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祁继先

（上接9月25日 第四版）

县委书记温学仁和县长孙致和也常到民族基干队讲课，温学仁说：“旧中国，少数民族受压迫受剥削，没有自由，没有平等，做牛做马，就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旧中国的民族关系是不平等的，造成了很多民族隔阂，民族歧视的言论随处可见，对少数民族同胞污名化，更加深了民族仇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废除了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制度，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1951年，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对各民族不得使用旧社会流传的带有污辱性的称呼和写法，比如“蛮子”“回回”“猓猡”等。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体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我们中甸民族基干队是多民族组成的革命武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了，我们是阶级弟兄，是革命同志，互相再也不能使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对少数民族污辱性的称呼了。我们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注意反对大民族主义，特别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注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我们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砸碎万恶的旧社会。”

在政治课上孙致和县长也说：“今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和法律等方面获得了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平等权利，但是由于历史上少数民族长期遭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一般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存在着由此而引起的各种民族矛盾。为了消除民族隔阂和民族仇视，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国家就派来了中央访问团，中央访问团也来到了我们中甸地区，他们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访贫问苦，送来了毛主席的问候，带来了党和国家的温暖，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同时，按上级指示我们也组织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到北京、上海、昆明等地参观学习，有效地疏通和改善了民族关系。党和国家很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特意在各县成立了民族基干队，我们中甸民族基干队就是为了培养能文能武的民族干部，你们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希望队员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军事技术，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信任和团结，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民族干部。”

在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中，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们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队领导和班排长与队员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学习，带着真感情，亲切交谈，全身心投入，在队里努力营造民族团结和谐氛围。干部和队员们共叙友谊，共话团结，增进了解，增进情谊，坚定了消除民族隔阂、搞好民族团结的决心。通过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干部和队员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因民族隔阂造成的民族之间不团结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傈僳族队员余长发深有感触地说：“旧中国，我们少数民族被看做山里人、野蛮人。解放了，我们山里人也跟汉族一样当家做主，成了国家的主人，真正体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新旧社会两重天啊！”在深入的谈心活动和交流中，消除了隔阂，加深了感情，队里出现了人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团结融洽的局面，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积极投入到紧张有序的政治学习与军事训练之中。

三、擦亮眼，沙场点兵不放松

1953年至1955年，中甸地区的局势比较平稳，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运动逐步展开。随着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1956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阶级斗争尖锐起来，各种谣言满天飞：

“民族连是共产党的爪牙，是叛徒。”

“共产党花言巧语，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藏族是树桩，汉人是树上的乌鸦，乌鸦会飞走，树桩会留下。”

“藏族要团结起来，一齐对抗共产党。”等等。

从1949年开始，这种恶意的煽动性谣言在中甸高原上从来没有间断过，在民族基干队成立和成长过程中，社会上的谣言不断传进军营，蛊惑人心，给民族基干连的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特别是1956年初，中甸县周边的四川大小凉山发生了武装叛乱，紧接着3月份康南地区发生了全面的武装叛乱，中甸归化寺收到了康南反动阶级“一起起来，共同反对红汉人”的联络信后，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甚嚣尘上，民族基干连里一度出现了战士的家长和亲属到基干连里来领人、要人的严峻而复杂的情况。赵嘉林阿老回忆说：“当时民族基干连里也有少数进步贵族的公子，看到战争一触即发，社会动乱，民心不稳，都跑回家去了，还有些家长跑到基干连里领人、要人。我在家里是独苗，年龄又小，家里人担心我出事，也把我叫回家去了。我母亲懂汉语，民族基干连指导员郭儒贤的爱人经常到我家串门，与母亲聊天。我回家后，指导员和他爱人做我父母亲的工作，他们说：‘你们藏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但深受土司头人的剥削压迫，你们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奔向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我们的指导员是个老八路，政治觉悟很高。我父亲对他说：‘他（指着我）年纪太小，还没有枪高，能打什么仗啊！’指导员说：‘您不用担心，革命队伍里都是亲兄弟，都会互相帮助的。我们要拿起枪杆子消灭反动阶级，你想想看，人民解放军为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牺牲了多少好同志！这些同志来自祖国各地，他们为什么义无反顾地把鲜血洒在这里？还不是为了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我父亲被指导员说服了，我又高高兴兴地重新回到了民族基干连里。”

革命熔炉火正红，面对错综复杂的严峻形势，在军分区和县委的领导下民族基干连对战士们进行了深入的阶级教育，在进行阶级教育活动中民族基干连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学习理论，武装头脑。党支部组织全体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章，向战士们讲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础知识，使战士们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压迫、什么是阶级斗争；使战士们树立爱憎分明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感情，懂得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懂得了热爱谁、憎恨谁、拥护谁、反对谁，使战士们学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自觉抵御各种流言蜚语，从而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领袖的阶级觉悟，激发战士们的阶级感情。以前有的战士把阶级压迫看成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或者认为穷人“命不好”“前世注定”“没能耐”……通过阶级分析使战士们找到了各族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认识到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受苦不是由于“命不好”“没能耐”，更不是什么“前世注定”，而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结果，是黑暗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从而进一步认清了剥削阶级的罪恶本质，不管剥削阶级是农奴主阶级还是封建地主阶级，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只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就是我们的敌人。

其次，开展忆苦诉苦活动，用事实教育干部战士。民族基干连里绝大多数战士都亲身经受过旧社会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连队组织几位历史清楚、苦大仇深、阶级觉悟较高的藏族、纳西族、彝族战士，在全连大会上进行忆苦诉苦，他们声泪俱下，滔滔不绝地控诉农奴主、地主恶霸的罪行，尽情地倾吐胸中的苦水。他们在旧社会的痛苦遭遇和血泪斑斑的家史，典型地反映了各族劳动人民在旧社会身受几重压迫的事实。民族基干连战士绝大部分来自农民，他们都曾身受过土司头人、地主老财的残酷压迫剥削，每个人都有一本苦情账，农奴主、地主恶霸血腥残暴的罪行，一幕幕重现在指战员的眼前，激起他们对阶级敌人的满腔仇恨。忆苦诉苦活动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共鸣，燃起战士们的阶级仇恨，不管是什么民族，剥削阶级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明白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战士们的阶级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民族战士间的关系更融洽了。大家表示，帝国主义、反动派是富人的代表，所以要仇恨、愤怒、斗争；共产党是穷人的代表，帮助穷人翻身，所以要爱戴、拥护、支持。藏族战士杨青松说：“民族隔阂和民族仇视都是剥削阶级挑拨离间造成的，我们革命战士要擦亮眼睛，站稳阶级立场，分清敌我，决不能上阶级敌人的当。”为了团结民族上层人士，民族基干连里也有少数几个土司贵族家庭出身的队员，忆苦教育活动对他们的触动也很大。原来他们觉得自己的父兄“仁慈”“开明”“和别的剥削者不一样”，听了苦大仇深的战友揭露剥削阶级的罪恶以后，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和教育，决心跟翻身农奴站在一起，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砸碎人剥削人的旧制度。

再次，提高理性认识，听党话成为自觉行动。民族基干连领导为了引导干部战士把忆苦诉苦的大量现象提高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本质来认识，为了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上，特别邀请藏族优秀干部公安局长赵宝鹤到基干连里讲课。赵局长用亲身经历和痛苦家史生动讲解了毛主席的阶级分析理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对党的民族宗教问题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他说：“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土地改革，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各民族谋利益，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民族宗教政策，新中国处处充满阳光，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各族人民喜气洋洋。中国共产党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就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成立中甸民族基干连也是为了培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能文能武的少数民族干部。目前，中甸的形势很严峻，极少数剥削阶级仍不甘心失败，蠢蠢欲动。我们要坚定立场，不忘阶级苦，听党话，跟党走，时刻准备着……”

民族基干连把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次非常生动的、深刻的、群众性的阶级教育，指战员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阶级觉悟显著提高，认清面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把在忆苦诉苦活动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转化成回击各种反动谣言、反击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强大战斗决心；阶级斗争教育打开了革命战士的理想信仰大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铸就了民族指战员和民族连队新的灵魂，使一个民族连队在很短时间内转化成团结一心、坚如磐石、作风硬朗的部队。大家纷纷表示：阶级敌人散布谣言的险恶用心是要制造混乱，浑水摸鱼，瓦解我们的意志，我们要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

民族三连老战士、时任二班班长的唐长保回忆说：“当时的诉苦教育，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是诉苦教育的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不是简单的诉说个人的苦，而是控诉整个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罪恶，人人吐出的苦水，汇成了汹涌澎湃摧毁旧制度的革命洪流。二是诉出了各族劳动人民的心声，把仇恨记在了共同的阶级敌人身上，战友之间、军民之间的阶级情谊一下子融汇到一块了。内外团结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天下穷人是一家，联合起来打天下。”

1956年初，在西藏反动集团的策划和国民党特务的唆使下，康南叛乱后不久，邻近中甸的德钦也发生了武装叛乱，反革命气焰来势汹汹，叛乱的战火随时都有蔓延到中甸的可能。连队进一步加强政治教育，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执行平叛任务，旨在粉碎少数叛乱分子分裂祖国的阴谋，消灭叛乱武装，帮助藏族人民彻底翻身。要求全体官兵：除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要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执行任务时不住经堂，不翻经书，不动佛象；爱护人民一草一木，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战场缴获一律归公；优待俘虏，不杀、不打、不辱、不搜俘虏腰包；对投诚人员，一律宽大处理，不咎既往。

1956年秋冬时节，上级将公安边防民族三连由县城调往处于关键地段的尼西乡驻守，加大尼西方面的防务力量，侦察掌握尼西、奔子栏、四川省得荣一线的社会动态，防范从德钦奔子栏和得荣一侧的来犯之敌。

指导员郭儒贤和副连长陈云奎刚刚来到民族三连，他们跟大家打成一片，马上融入到民族干部战士之中。他们身体力行，处处作表率，从思想到生活上关心全连干部战士，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离开县城独立执行驻守任务，这对民族连是个考验，连队每天除了政治学习外，增加了军事训练课程，把军事训练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连部要求全连指战员在军事训练中，连排干部们以身作则、摸爬滚打，对战士们的要求更严了。副连长陈云奎经常对战士们说：“我们今天多流汗是为了战时少流血。”练兵场上干部们的示范动作精准，战士们的喊杀声震天响，从投弹、刺杀、射击到单兵利用地形地物，军事训练步步到位。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军事训练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连队建设从思想、作风、纪律、军训等各方面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此时，传来了德钦民族六连在红坡打了胜仗，昆明军区公安司令部为六连荣记集体二等功的消息。民族三连全体指战员摩拳擦掌，决心在平息叛乱、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战斗中冲锋陷阵，荣立战功。

（未完待续）

骑兵大队的老战士。

对战士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军事训练中，战士们在匍匐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