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被简称为“风花雪月”，而我却和下关风有着难解之缘，一是我的妹妹把家安在下关；二是我的父母退休后和妹妹住在一起，在下关安度晚年；三是28年前我曾在那里读书，大理大学文学院有好几位影响了我一生的恩师，其中一位就是纳张元老师。

第一次见纳老师是1994年的年底。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的“洱海文学社”，并被推选为副主编，那一年恰逢“洱海文学社”十周年庆，学校准备由中文系牵头举行一个庆祝活动，系里主要由纳老师组织我们进行筹备。第一次见面时，觉得他是一位中等身材、微胖、和蔼可亲、大哥哥型的老师。当别人向他介绍我时，他微微一笑说：“你是藏族女孩吧？”因为很意外，我只是睁大眼睛不出声，心里想：“他怎么知道？”

一个星期后的周末，班主任何永福老师叫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去他家吃晚饭，我们经常去他家混饭，便欢欢喜喜地去了。进门后才发现，何老师有两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纳张元老师。晚饭还没好，何老师向我们介绍他的客人，知道了另一位是当时《大理文化》的编辑杨泽文老师。因为不熟悉，我们三位学生都很拘谨，纳老师笑着说：“先说正事吧，要不然他们哪里敢吃饭？”于是，他拿出了我们三位同学在“洱海文学社”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说了对我们文章的意见。纳老师指导其他两位同学怎么修改文章，最后才说到我的那篇文章。我清楚地记得那篇文章叫《太阳花 狼毒草》，讲的是一个汉族小女孩和藏族小男孩童年的纯真友谊。纳老师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有民族特色。”我心中很高兴。杨泽文老师说：“你写扎西（文中小男孩）的妈妈嫁给爱喝酒打人的爸爸，就像鲜花开在了牛粪旁边，很形象。”何老师接着说：“你在文中写希望小男孩长大了像狼毒花一样顽强热情，蔓延整个草原，不喝酒不打人，尊重女性，这很好。”我很惶恐，只是写了一篇小文，却被他们说得那么好。何老师说：“你的这篇文章，我和纳老师推荐给了杨老师，在下一期的《大理文化》上发表，你同意吗？”我连连点头，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纳老师一见面就知道我是藏族学生，这三位老师都是我的伯乐，更是我在文学创作上的领路人。晚饭后，纳老师还送了我一本《菜根谭》，杨泽文老师送了我三本《西藏文学》，鼓励我继续写作，写熟悉的、本民族的东西，并从中感悟生活的哲理，快乐生活。

恰逢深冬，那一年的下关风依旧很肆虐，但我却觉得有三位恩师的引领，下关风有了方向，拔开了笼罩在我心头的文学创作迷雾，带来了阳光与温暖。何其有幸，成为三位老师的学生，吹过你们吹过的下关风。1995年初，我的那篇小文在《大理文化》发表，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自己写的文字第一次在校外刊物发表，我的欣喜无以言表。大学毕业后，告别了恩师们，离开母校，不知重逢又是什么时候。

没想到与纳老师的重逢也是在一个冬天。1998年冬，香格里拉县城刚下过一场小雪，北风吹得我脸上生疼，我把头紧缩在大衣里，在校园里迎着风艰难前行。这时一个声音在耳畔响起：“老师，请问刘金芳老师的宿舍怎么走？”我猛一抬头，多么熟悉的面庞，激动地喊出：“纳老师！”纳老师亲切地笑着：“我来这里函授授课，我的同学敖老师告诉我，你也在这里教书，我就顺便来看看你。”我带着纳老师回到简陋的宿舍，在火炉里填了柴，给老师倒了杯水，内心既激动又羞愧。一别三年，纳老师仍记得我，还来看我，让我很激动。可是，三年来，我因为被分在乡下很颓废，除了教书，一篇文章也没写，见到纳老师难免觉得羞愧。纳老师喝着茶水跟我聊香格里拉的风土人情，并给我读他的新作《彝山纪事》，鼓励我继续写作。火炉里的火越烧越旺，我的心里掠过一阵温暖的风，带着母校恩师的关怀与期望，我们一直聊到敖老师下课。敖老师还做东邀请我们去吃了一顿午餐。饭后，纳老师送我们回到学校，特别嘱咐敖老师要多多关照我，并推荐我订阅了《散文》《作品与争鸣》两本杂志。临别时，他说：“你还记得刚才饭店里，边打毛衣边议论别人的那两位妇女吗？你现在已经调回城里，要调整好心态，无论今后的环境如何，遇到什么事，都不要放弃文学，放弃写作，不要成为只会议论别人的人。”我重重地点头回答：“好。”

因为纳老师的到来，我记住了1998年香格里拉的第一场雪，想起许多如烟往事，发现生活像酒，有甜有辣，丰富多彩；生活像茶，有苦涩有清香，淡泊而隽永；生活像水，有深浅有清浊，平凡而真实。多年以后，我经历了很多波折，很懒散，但所幸还热爱着文学，没有放弃写作。不知道母校变成了什么样，也不知道“洱海文学社”还在不在，不知道那些像纳老师一样教导我们，引领我们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老师们过的好不好，有没有迎着下关风在校园里漫步。

今年夏天，比往年要热很多，就连下关风也不么吹了。我本来想等天气凉一些，再去大理陪陪父母，暑期就在不太热的香格里拉陪女儿，可是，省作家协会的一场培训打动了我，作为像我这样的一个70后少数民族文学爱好者来说，参加这样的培训是难得的机会。于是，7月19日，我既没有去大理，也没有留在香格里拉，而是和我的小友美女作家那丽珍乘飞机到了省城昆明。当晚，躺在酒店的床上，翻阅着报道时领到的培训手册，那丽珍忽然说：“刘姐，后天下午给我们讲课的教授也姓纳，是‘纳西族’的纳。”我心里有一种预感，连忙翻到那一页，确定是“纳张元”三个字，高兴地告诉她，和她同音的这位教授是我的大学老师。第二天傍晚，听了一天课，我们来到餐厅吃晚餐。夹菜时，我一眼看到了纳老师，他也认出了我，并马上叫出我的名字。我很感动，23年未见，老师依然记得我，同为老师的我深知，学生记得老师容易，老师记得学生不容易。毕竟，一个学生一生可以碰到的老师不多，而一个老师一生却要教很多学生。23年过去，纳老师仿佛更年轻了，神采飞扬，说话间已有很多人跟他打招呼，我没有打扰他，离开了餐厅。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西山爽气厅”听纳老师的讲座，讲座的主题是《民族性的坚守与超越》，讲得依然形象生动、质朴深刻，让我仿佛又回到了大理大学的校园，回到了“洱海文学社”的活动室，回到了何老师家的客厅，回到了我在香格里拉一中那简陋宿舍的火炉旁。就像我们不知道风要往哪一个方向吹一样，我真没有想到，还有机会聆听恩师的讲座。讲座结束后，我和大家一齐上前。纳老师向我招手，告诉大家我是他多年未见的学生，并亲切询问我近况如何。听到我回答一切都好时，他释然微笑：“这样就好。”我们互换了联系方式，合影留念，他说：“有时间回校看看，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点点头：“好。”其实，我也知道母校一定不一样了，可是，毕业至今一直不曾回母校看看，特别是我学习生活过的荷花校区。现在，我才深知一段岁月，一群人，所有的关怀与温暖，有些会尘封，有些会延续一生，不一定能相遇，所以不要辜负每次的相遇。

浅秋的风，一半是夏末的余热，一半是初秋的微凉。在滇池边再次遇到纳张元教授，让我感慨颇多，回忆良多。纳教授对我的影响，远比那下关风还深远。纳教授与恩师何永福教授，在我读大学的那段青春岁月，教会了我用心灵辨析真善美，用真情诉诸笔端，记录美好，温暖宽容待人，快乐生活。

如今，又回到香格里拉，时时想起大理，想起那下关风，想起恩师，何其有幸成为你的学生，吹过您吹过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