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国宏
初夏时节,在京城朋友的引领下,我们辗转来到了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故居。
谓其“辗转”,并非虚言——刘春霖故居在北京市西城区新文化街(石驸马大街)以南的西智义胡同2号。此地旧称“猪尾大坑”,住户嫌其称不雅,对外均称“石驸马大街”。我们在石驸马大街兜兜转转,才找到西智义胡同2号。可惜,状元故居原貌全无,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所大杂院:原南开的大门改成了西开小门,新建的房屋将曾经的空场院落占据,进出的路是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羊肠胡同。我们从小门进去,穿过胡同,进入院中。院内住着多家住户,却不见人影;没有花草树木,只见青砖瓦墙上的晾衣绳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最显眼的是中院一排高大的青砖北房,依稀可见旧时的模样。房檐下的雕花石板,见证了百年风雨,顿时让人读出了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变迁。京城朋友说:这排青砖北房,就是状元当年的住房。
我站在院中,环顾着院中的四周建筑,细细地打量着青砖北房的一砖一瓦和古香古色的石雕画,试图从上面读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的过往纹理。
刘春霖,字润琴,号石云。中国晚清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青年时即以诗文、学识称道于士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4年)中甲辰科状元,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后,刘春霖成为“末科状元”“第一人中最后人”。
其实,我对这所故居的仰慕,不仅仅因为它是末代状元的府邸,更是钦佩于这位“第一人中最后人”的铁骨脊梁!在日伪统治时期,这位末代状元表现出了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三次拒绝与日伪合作,铁骨铮铮,大义凛然!
不崇高位崇高行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植下,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5年3月,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带着溥仪的诏书,前往北平去请赋闲在家、颇有社会威望的刘春霖出山,担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部长。郑孝胥的使者带着重礼,找到了已经63岁的末代状元,递交了诏书。刘春霖当场以“年事已高”为由,拒绝出山。郑孝胥大为光火,亲自携带重礼来请刘春霖。刘春霖一脸怒气:“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说完,便将郑孝胥等人驱逐出府!
平生志在爱国
刘春林的书法堪称一绝,尤以楷书享誉京城,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七七事变以后,京城大街小巷出现了很多日本人开的商铺,有一个叫加藤的日本商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了家自行车行,携带重礼请刘春霖为自行车行题字。刘春霖一看是日本人来求字,当即严词拒绝!
第一人中最后人
1940年夏,刘春霖留日同窗王揖唐出任日本人操纵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上任伊始,他便想以同窗之谊请刘春霖担任北平市长,一来助他一臂之力,二来让他在日本主子面前倍有面子。刘春霖猜出了王揖唐的来意,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王揖唐:“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命人抄了刘春霖的家,强行拉走了全部家当包括刘春霖收藏多年的珍贵藏品。而且还将年老的刘春霖赶出了家门,流落街头!重压之下,刘春霖依然没有屈服,他愤愤地对王揖唐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
经此变故,刘春霖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1942年1月18日,刘春霖因心脏病突发而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社会民众仰慕这位晚节铮铮、大义凛然的末代状元,钦佩他怒斥汉奸、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义举,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并制作了两块金匾,以示褒扬:“义士状元”“中华脊梁”!高悬于灵堂之上。刘春霖的遗体葬于河北保定西郊的鲁岗村,其墓志铭上刻着:“退隐林下,忧国忧民;痛斥贼寇,豪气千钧!”民心如秤,天理昭然。
走出状元故居,京城朋友深为未能让我看到故居原貌而歉疚,而我觉得这一趟故居之行收获满满!我想起了诗人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末代状元刘春霖用他残存的故居遗迹昭示后人:名利权势易逝,民族气节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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