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前200年—前121年），川薛（今山东滕县南）人。公孙弘少时曾为狱吏，因有罪被罢免。40岁时才开始学习《春秋》杂说。武帝初年，下诏举荐贤良文学之士。那时，他年已六十，苗川国推举他以贤良应征，被任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回朝向皇帝报告出使情况时，奏事不合旨意，武帝以为无能，遂告病回家。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下诏令各郡国举荐文学之士，苗川国又推举公孙弘。于是，他到主管征辟的太常衙署参加对策。在这次对策中，他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同时，他又把法家标榜的法、术、功利融合到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之中，认为“致利除害”是仁的重要属性，朝廷之上必须是“有功者上，无功者下”。他又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就把法术同礼义融为一体，强调礼义与刑赏交替为用。此外，他还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的君主用以控制臣下之术，又把二者熔于一炉。这种糅合儒法，以仁义为表、法术为里的治术，也就是后世所称的“王霸之道”。这篇对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当时参加对策的儒士共有100余人，主持征辟的太常在评议对策等第时，“弘第居下”，后来上奏皇帝，武帝“濯弘对为第一”，并“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公孙弘根据当时“吏邪”“民薄”的弊端，建议汉武帝用儒家的思想来教育吏民。这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是一致的。公孙弘在朝廷议论政事时，首先陈述自己的观点，让皇帝自择，辩论时往往留有余地，“不肯面折廷争”。又由于他熟悉文法吏事，故很受汉武帝的青睐。一年内官至左内史。

由于公孙弘从不“廷辩”，他的好朋友汲黯在汉武帝面前批评他“多诈而无情实”，为臣不忠。汉武帝问公孙弘，汲黯有没有说错？公孙弘回答道：“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者以为不忠。”汉武帝同意他的说法。皇帝周围的人常常诋毁他，可是汉武帝“益厚遇之”。

公孙弘常说：“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这话说得很有见地。公孙弘在左内史任上数年，升为御史大夫。他生活很俭朴，可是汲黯不理解，当着他的面对汉武帝说：“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汉武帝问公孙弘可有此事？他回答说：“有这事，九卿与臣要好的莫过汲黯，可是今天当廷质问我，实在说中我的毛病。以三公高位而盖布被，实在是欺诈欲以钓名。”不过他接着说：“臣下听说管仲为齐相，有三处豪华宅院，奢侈如同国君，齐桓公称霸诸侯，也僭越了做国君的礼数。晏婴为齐景公相，‘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得到很好的治理。现在我身为御史大夫，吃穿与一般小吏没有什么差别，确实如同汲黯所说。假若不是汲黯讲，陛下您哪里晓得呢？”汉武帝听后不仅不以为公孙弘是诈，反而以为他很谦让，更加以为他贤能。

按照西汉前期的惯例，只有列侯才能当丞相。由于公孙弘德才兼备，深受汉武帝的信任，在没有爵位的情况下，于元朔五年（前124年）破例让他荣登丞相的高位，然后封为平津侯。公孙弘任相后，建客馆，专门开辟丞相府东门以延揽贤人，与他们共同探讨国家大事。

拜相后的公孙弘，可以说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变了，可他节俭的品质却没有变。他平时只吃一个肉菜和糙米饭，剩余的俸禄全部拿出供养朋友和宾客的衣食之用，家中没有剩余财物，因此，士人觉得他贤明。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丞相凡六年，于元狩二年（前121年）病逝，享年80岁。

公孙弘死后120年，汉平帝元始（公元1年—5年）中，太皇太后（王元后）还下诏特地褒奖他：“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说他的节俭程度低于国家制度规定的范围。

（来源：太原市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