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8月15日第二版）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全面发动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战争。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抗日战争时期，迪庆虽因地处偏远，没有直接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侵扰，但在这场战争中，迪庆人民也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长期以来，迪庆大部分地区一直处于政教合一制度的统治下，由于封建农奴制的桎梏长期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匪患不绝、民族械斗频繁，人民生活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境地。

民国时期，迪庆境内的土司势力日渐衰微，其特权多已削弱，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沦为平民，但有一部分人则凭借原有的权势、实力，得以担任国民政府基层政权职务，身兼土、流二职，继续把持一方，这是土司制度在迪庆境内的又一重大衍变。

民国时期军队调防，匪患滋生，仅1921—1933年间，中甸县城就被定乡农奴主土匪焚抢三次，各乡村尤其是金沙江沿岸屡遭劫掠，“三年一小抢、五年一大抢”，民不聊生。地方宗教、民族头人趁抵御土匪之机组建僧俗民团，不断扩张自身势力。非分封的僧俗上层汪学鼎、桑察阿坚等新兴民族实力派人物则依仗军事力量，各据一方，明争暗斗，社会动荡不安。流官政府无可奈何，大多避居江边境（迪庆的金沙江、澜沧江沿线），政府的政令、法令只能在江边境推行。虽然地方政权仍以流官为主，寺院的供养、土官的委任、地方的治安、民间的纠纷调解等仍需依靠流官，但地方施政很大程度上已形成流官靠土官，土官靠寺院贵族集团的格局。在维西各地，寺院和土司相互支持利用的政治现象又成为社会政治的主要表现。

民国年间，维西县共有27名县长，中甸县共有29名县长，而民国总共不足40年，但县长更换却非常频繁。据民国县志稿本载，许多县长实未到任，一些中甸县长只是在金沙江河谷一带走走就算赴任。这些流官的做法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流官在迪庆境内的作用和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迪庆一跃成为中印贸易的交通枢纽，各大商号在迪庆设立转运商号，仅德钦县升平镇就有80多家。迪庆商业繁荣，仅中甸县每年出境的药材、兽皮、酥油、黄金等物资就达20多种，总价值10万银元。年入境产品有茶叶、布匹、红糖等12种，总价值11万银元。其间，过往于中甸、维西、德钦及拉萨、尼泊尔、印度的马帮由原来每年的4000—5000匹猛增到1万多匹，双程运输量达1000多吨。每年从西藏经中甸运往内地的货物如贝母、虫草达5000多公斤，黄金1万余两。年出入迪庆的财货总价值超过1000万银元，外来商户达240多家。中甸县大批青壮年外出经商、赶马，往来于云南、西藏、印度。中甸县的各寺院、土司、头人及各族百姓骡马共有8000匹，其中4000多匹往来于滇藏路线。德钦县升平镇除30余家商号外，全县经商者（包括喇嘛商人）有240多户，当地商人大多是“牙商”（经纪人），在商品交换中抽取“牙佣”（中介费），有的年收入达两三千银元。

抗日战争时期，滇缅公路被日寇封锁，大批军需物资由此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方，途经迪庆的茶马古道承担起了国际交通运输通道的重担，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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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共产党迪庆藏族自治州历史（第一卷）》（1941—1950.5）］ （州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