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程
抽烟、酗酒有害身体健康是小孩也知道的科学常识,但我却违背这一常识42年,以至于42年后的某一天才痛苦地被迫戒烟、戒酒。
说实话,曾经当过老师的我对于抽烟、酗酒的危害早就了然于心,而且不知在多少个科普场合对受教育者进行关于抽烟、酗酒对身体危害的说教。记得有一次,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听了我的说教后发出这样的疑问:“老师,您说抽烟有害身体健康,那么,您为什么还抽烟呢?”我红了脸,蹩脚地解释:“我是成年人,抽烟对我危害不大。你们年纪还小,身体器官正处在发育阶段,因此,抽烟对你们危害很大。”
此后,不知有多少回,我下决心戒烟,但都没有成功,原因是我找到了继续抽烟的若干理由,概括起来大概有三条:一是长寿的抽烟者比比皆是。案例:某某名人烟瘾很大,但活到90多岁,某村某个百岁老人一辈子抽烟;二是抽烟还能抵御“非典”等流行性疾病。案例:有的烟民在“非典”期间没有被病毒感染;三是抽烟有利于减肥。案例:某某烟民戒烟后身体一下子就胖起来了,重新吸烟后,体重又降下去了。
在这“三条理由”的支撑下,烟草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抽烟量也从每天半包到每天两包。15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因病住进医院,医生把一份关于戒烟的宣传册递给我,并告诫:“你要戒烟,不然你的病会更严重。”在病榻上躺着的日子里,我按照医生的要求跟香烟说了“拜拜”。出院后,我又忍不住和香烟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对于抽烟,我体会不到吸烟有害健康的危害,甚至怀疑医生的告诫是否对我有利。
我除了依恋香烟外,对酒更是情深似海。我以前是不会喝酒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调到一个基层单位工作,与同事一起喝酒。第一次喝酒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辣、呛。然而,慢慢地,我开始喜欢上了这种味道,我的酒量也从二两增加到二斤。甚至一天喝三场酒都不醉。就在那段时间,我身边有不少同龄人因饮酒而身体不适。最让人惋惜的是老赵,那一年,他在省城查出患了早期胃癌,做了手术,术后医生告诫他:“必须按照医嘱接受化疗,戒酒戒烟!”起初,在家人的监督下,老赵还算听话,但不到半个月,老赵抵挡不住酒瘾的诱惑,背着家人喝,成了喝酒“地下游击队员”,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晕乎乎的。家人发现后,批评了老赵,但老赵对家人说:“我喝了酒觉得浑身安逸,不喝酒反而全身疼痛,还是喝酒好,你们就不要再啰嗦了。”劝说无果,家人只能随了老赵,只是反复叮嘱:“一定要少喝。”半年后,老赵感到胃部疼痛难忍,又到省城的一家医院检查治疗。
随着工作面扩大,我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酒局也越来越多,对于我来说,醉酒成了常事,晕乎乎是我最快乐的状态;不醉酒反而不正常了。于是,“酗酒有害健康”的科学常识对我完全失去了约束力。记得20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烧烤摊上喝醉了酒,在未与朋友打招呼的情况下离开了烧烤摊。直到第二天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睡在自家的床上,至于谁送我回家、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回家、什么时候回家等情况在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也就是“断片”了。起床后,家人告诉我,昨晚我醉倒在离烧烤摊30来米的路边,好在朋友老李及时发现了我,并叫来出租车把我送到家中。事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几个可怕的问题:“那天晚上,如果没有朋友老李帮助,醉倒在路边的我能在严寒的冬夜里熬到天明吗?在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遇到危险怎么办?”
尽管一个个酒友活生生地离我而去,尽管我因喝酒耽误了不少正事,尽管我因酗酒不知多少次差点造成后怕的恶果,但我依然无法离开“最亲密的朋友”——酒。
任何事物只要逾越了“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酗酒对我的摧残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情发生在2022年夏天的一个酒局,那天下午4点,我和几个朋友在饭店喝酒,还没有喝下二两酒,我就一阵阵作呕,紧接着胃部、喉咙像刀子割一样疼痛。朋友们见状,招呼我躺下休息,他们则继续喝酒。躺了不到10分钟,我再次作呕,胃里的食物一股脑儿往外喷,胃部、食道更加疼痛难忍,豆大的冷汗珠子像断了线一样从额头上滴溜溜往下滚。朋友见我如此难受,便叫小张开车把我送到县医院。“你的胃病很严重,我们这里没有条件治疗,建议你赶紧到省城的大医院治疗,要快!”医生很严肃地对我说。
“食量减少、体重减轻、睡眠减少、四肢乏力、胃部疼痛加重”就是我对身体状况的感知。这种感知迫使我做出到省城医院治病的决定。我住进医院,经过全面检查,医生告诉我:“你身上有三种严重的慢性疾病,这些病是由于长期酗酒、抽烟造成的,从现在开始,你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戒酒、戒烟;其次是按照治疗方案坚持治疗。”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仔细回想医生的话,我开始反思自己40多年来违背科学常识的生活方式——酗酒和大量抽烟。酗酒、抽烟对身体的危害是科学常识,也是我从小就懂的健康知识,但我为什么执拗地长期坚持违背这一科学常识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没有做到“知情意行”的统一。那么,我为什么未能做到“知情意行”的统一呢?那就是缺少科学精神。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人,一定会学科学,用科学,做到知行合一。
长期违背科学常识的结果令我悔恨不已,当下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谨遵医嘱戒烟戒酒。然而,戒烟戒酒对于40多年来与烟酒形影不离的我来说何尝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与香烟告别,我看书时坐立不安,做事情时六神无主,哪怕走在路上一只手总情不自禁地往兜里摸,当发现兜里没有烟时,抽烟的强烈欲望就像火焰在心中熊熊燃烧。对我来说,戒烟难,戒酒更难。一个人在家时,与酒告别并不难,不喝就不喝,没什么大不了。戒酒最难的是需要以坚强的毅力抵御住几个老朋友或亲戚聚在一起“闹酒”形成的氛围。这种“氛围”被酒友称为“酒文化”。下定了戒酒的决心后,我应朋友和亲戚邀请参加酒宴,不知多少回差点忘了医嘱加入饮酒的行列。每当我想端起酒杯的时候,两种力量在我的心中反复搏斗、反复较量。这两种力量,一种是坚持用科学告别酗酒生活,另一种力量是沉溺在“酒精”的麻醉之中。最终,第一种力量胜出。
度过难熬的长夜,迎来健康的曙光。我遵循健康生活方式,戒了烟酒,病情逐步好转。有朋友问:“你为什么能够成功戒烟、戒酒?”我答:“科学,重在学贵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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