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7月28日四版） 从此，又进入正常的学习生活。遭此周折后，我更加珍惜安稳的学习环境。由于我上学晚，当时已经十五岁，已经懂事，在老师的悉心教育和关怀下，专心致志地听好每节课，老师教授的内容能学懂记牢，渴望新的一天里又可以学到新知识，强烈的求知欲望，犹如蜜蜂向往鲜花，大地渴望着甘露。

最有幸的是我结识了才华横溢的杨铨老师，他是丽江古城人，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迪庆高原。来自梅里雪山脚下的我和杨老师相逢在奶子河畔的中甸中学，我们用一生的真诚书写了师生深情和民族团结的颂歌。杨老师把迪庆当作第二故乡，与藏族人民水乳交融、情深似海。他满腔热情地传授知识，形象生动地激情演讲，就像火镰擦碰坚硬的白石，撞击出一束束的火星；就像春雨洒在干渴的土壤里，滋养萌生出一片片新绿；就像和煦的阳光，抚育着一个民族认知的远大视野，我们用真诚和依赖结成的友谊，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曾徒步到三坝乡白地村插秧，还到虎跳峡老虎箐挖铁矿石。假期里跟随民族工作队到农村搞社会调查、当翻译。也曾参加迪庆州首届文艺体育运动大会。在课余时间，我拉着弦子和同学们一起跳舞，借愉悦心情排遣饥寒、寻找欢乐。星期天，我经常拿着短笛爬到学校后面的山坡，聆听白桦林里布谷鸟的啼鸣，面向草原吹笛子。读初三时，家中来信说：“家里所有的铜器都已卖掉，寄给你一百元钱，今后再也没有钱了，用完这点钱你就回来吧！”

当时我的理想是考上昆明的一所中专学校，因为当时读中专不必交伙食费。我就拿五拾元存入银行，作为去昆明读书的路费。平常的开销不够时，就跟同学们一起勤工俭学打土基，打一个土基赚两分钱。我们卷起裤脚踩泥巴，冻得小腿发紫，加上平时身着单薄的衣裤，从此我落下了风湿病根。那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分饭时掉几粒米也要把它捡起来吹一下吃掉。农民在地里挖完洋芋后，我们去捡漏，把那些麻雀蛋大小的小洋芋捡回来煮吃。每到夏天，山上的野韭菜，雷雨后草地上长出的白色小蘑菇都是充饥的好食材。我就这样顽强的面对生活，战胜饥寒的严峻考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昆明科学技术学校，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中学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是一所当年新办的学校，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借住在昆明北郊下马村物理研究所里，宿舍在莲花池旁。学校的领导都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他们都穿着褪色的军装，管理很严格。许多老师是物理研究所的人来兼任。当年学校招收两个班，共100名学生，均从全省各中学优秀毕业生中录取，我被分在二班，专业是“无线电”。我是全校唯一的藏族学生，同学们对迪庆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很好奇，经常向我问这问那。

到了学校，我才知道什么是山外青山楼外楼，从同学们身上折射出的文化熏陶，底蕴深厚的慧眼，钻研学问的氛围，与人为善的胸怀，使我受到很大的震撼。校徽中我的编号是60071号，显然排名较靠后，我深知，只有刻苦学习才能迎头赶上。放假时，我选择留在学校，每天都早起温习功课，背诵物理定律、数学公式、英语单词。到学年考试时我挤进学科平均分85分的行列，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从迪庆高原来到省城，眼前的一切让人眼花缭乱，春城处处鲜花烂漫，天上有飞机，地上跑火车，大街上车水马龙真热闹，还有听不够的小调歌声，赏不尽的圆通山樱花，烟波浩渺的五百里滇池……

读完一个学年后，1961年国家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昆明市解散了17所中专学校，其中就有科学技术学校。随后，我们二班被合并到昆明机械工业学校，校址在火车北站旁的席子营。这个学校创办得较早，有四层高的教学大楼、宽敞的图书阅览室，还有水泥球场和足球场，校园环境优美。在校学生很多，还有一个从印度尼西亚来的华侨班。

学校的课程安排中，下午4点至6点是自习时间。由于读初中时受杨铨老师的影响，我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在新校园里，每天抓紧写完作业后，我便一头扎进阅览室，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图书、期刊杂志。每每读到精彩片段、好词好句、名人名言时，我便认真抄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正如格言所说：“羊毛虽细，编织成帐篷就能把风雨阻挡；雨滴虽小，汇聚成江河就能奔向海洋。”通过阅读、摘录等方式，我慢慢积累了许多知识。

撤校合并的伤痛渐渐平息，我们又开启正常的学习生活。然而，有一天杨副校长来找我谈话，问我最近有没有收到家乡的来信？我说没有。他告诉我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学校最近收到来自我家乡生产大队的公函，说我的亲属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要求学校把我开除回家。”学校收到这封信后，杨副校长便到安宁疗养院向正在住院治疗的校长汇报。杨副校长说：“校长得知你是从科技学校合并过来的藏族学生，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时，坚决表示，‘我们没有理由开除这样一个好学生’。校长让我转告你，若有人跟你说三道四，不必害怕，有情况及时向学校反映。”

这场风波终于告一段落，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越想越后怕，如果当时校长没能为我做主，真把我打发回去的话，岂不葬送了我的前程？其后果不堪设想。是这位我还没见过面的校长、可亲可敬的长征干部，用一颗金子般真诚的心，保护了一名普通学生，给予我健康成长、继续学业的权利和机会，挽救了我的前程。他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恩人。

我在昆明机械工业学校就读一年后，于1962年6月应征入伍。离校时，学校为我办了休学证，在盖有校长印章的证书上，我终于知道恩人的名字叫孙作宇。看着他的名字，我心里升腾起对他的深深谢意。如今，每当翻开那本休学证，总能勾起无限往事，“孙作宇”这三个篆体字，也萦绕在心中，成为永不消失的情感烙印，恩人高大的形象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