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些名实相符的地名说起

澜沧江自西藏盐井流入云南德钦后，在怒山山脉和云岭山脉的挤压下，一路水深流急，江面奇窄，相传被猎人撵急了的獐子能一跃而过，故德钦藏语称其为“雅曲”，意为獐子河。可是，江水流至燕门乡境内后，江面豁然开阔，深蓝色的江流，酷似月色，故又名“达曲”（月亮河）。华丰坪村附近，宁静的江水轻轻绕过一乳形神山，远远望去好像一弯新月镶嵌在深谷中，当地称“蓝月谷”。读过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的不少人都惊喜地发现：这位小说家在他的作品里着力描写的蓝月亮峡谷，借用的正是这里的地名及风土人情。更令人拍案称绝的是，希尔顿用他的神来之笔塑造的香格里拉寺，能在蓝月谷下游找到它的原型，这就是雄踞于茨中村民居中央的天主教云南铎区主教座堂——茨中教堂。

茨中，藏语“六个小村落组成的村庄”，可见在山高坡陡寸土如金的澜沧江上游峡谷里是一块较大的坝子。茨中开发较早，清代咸丰年间已有移民陆续迁来定居。他们与当地民族通婚，繁衍的后代称藏族、纳西族。这里依山面水，气候温和，经过先祖们一代代辛勤劳作，形成梯田层层果茂粮丰的一方富庶之乡。更令人称奇的是，每当盛夏来临，环绕农舍的一个个葡萄园里透出“玫瑰蜜”沁人心脾的芳香。被誉为“高贵夫人”的法国纯种玫瑰蜜葡萄，为何远渡重洋来到茨中安家落户？（这样难得的故事情节却被天才作家希尔顿疏忽了，于是在他的作品里，香格里拉寺的“玫瑰蜜”才被热带水果香蕉所代替。）原来传教士在茨中修建教堂的同时，发现这里与波尔多市极其相似的地理物候特征，从他们家乡引进了“玫瑰蜜”种苗。几年后，葡萄在茨中大量繁殖。茨中人品尝到有钱难买的“洋果子”，喝上了自产的“洋酒”，他们说天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喝的就是这种酒。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都离不开葡萄酒。茨中被誉为“葡萄之乡”，这在藏区算得上一件稀罕事。

讲一段曲折动人的传教故事

在藏传佛教深深扎根的地域内，在藏族和纳西族聚居的村寨里，傲然屹立着一座来自西方宗教的象征——天主教堂，历史渊源不得不追溯到一百多年前那场清王朝向西方列强屈辱求和的战争。

鸦片战争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一系列的特权，大肆掠夺中国资源，并实施文化侵略。1848年前后，英、法籍天主教传教士出现在东部藏区。他们自信在这一民族成分复杂的特殊地带，天主教有迅速传播的可能。不久，康区出现了一本读来朗朗上口的藏文《圣经》。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国传教士浦伯多罗、约司法旺，怀揣多种文字对照的《中法北京条约》，公然率6户川籍教民沿江而上进入巴东茨姑村。他们指着条约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教堂）自便”的附言，收买土目强行向村民征地，筹建教堂。三年后，一座土木结构楼房建成，主楼上下共15间，还有土掌房3间。这就是迪庆境内最早的天主教堂——茨姑教堂。为天主教云南铎区立教座堂。

当时，巴东一带麻疹病极为猖獗。传教士实施的“天花接种”获得巨大成功，将近800多项病例中，没有一个被接种的人死亡。他们还用奎宁药片扼制了疟疾的蔓延。

西医西药在迪庆收获成功。远近山民们闻讯跑来，“恳求给予同样的恩典”。会操一口藏语的浦、约二人的乐善好施、妙手仁心感动了当地的居住民族，他们不晓得教士们不同的等级称谓，只会直呼“先生”以示尊敬。茨姑这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落竟有19户信奉了天主教。关于这段史实，20世纪法国旅行者弗朗索瓦·瓦达让在他的游记中亦有记载，译文抄录如下：

“崩卡事件（指巴塘教案）之后亚历山大·毕埃在教徒们的陪同下，来到澜沧江畔一个摩梭（纳西）小头目的家中。他将管辖的土地卖给他们一部分。被驱散的秋那桶（指贡山）天主教徒就得以聚居在这儿。凭着他们不屈不挠的干劲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三年后这里形成了一个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拥有24户人家的村庄。此地便以这个新基督教团体（指天主教）的名称命名为茨姑。”文中还称“天主教徒心中的首都为茨姑。当附近区域的教徒都汇集到这个中心时，共计200多人，起初用来做小礼拜的房间根本容纳不下。在1878年传教士们不得不修建一座真正的教堂。”当地山民们得到实惠，信奉了天主，从此以教堂为据点的传教士们得以在当地落地生根，结交朋友，潜心传教。史载：“公元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巴东（茨姑）人阿德酋·戈布随法国传教士巴达从巴东出发，经缅甸、斯里兰卡、科伦坡、埃及塞得港抵达法国巴塞，先后在巴黎等地居住一年多，两年后返回故乡。”这是茨姑乃至阿墩子境内出国远游的第一位藏人。

这一时期，法国外方教会加紧了滇西北地区的工作，派传教士在阿墩子（德钦）、维西、贡山等地，选址修建教堂。1872年，阿墩子教堂建成。1881年，小维西教堂筹建，一年后竣工。至此，迪庆境内较具规模的3座天主教堂先后建成，隶属于西康教区，比基督教传入早半个多世纪。

一种来自异域的宗教想要闯入藏区立足，谈何容易？光绪五年（1879年），针对传教士频繁入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僧俗向驻藏大臣“联名具禀”，“要求永远不准（洋人）入藏”。同时，还在藏区传发文书“饬驱洋教”。光绪十八年（1892年），阿墩子教堂、茨姑教堂被毁，史称“阿墩子教案”。一年后，法方向中方索款修复教堂，阿墩子教案方告结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阿墩子再次发生更大规模的驱洋教事件（即“维西教案”，时阿墩子治隶于维西厅），阿墩子教堂、茨姑教堂再次被毁，引起朝廷震动，派官兵血腥镇压。事态平息后，法中双方在昆明签订《维西教案·议结恤款合同》，按合同规定，法方获得巨额赔款，并可重新选址修建教堂。

一座主教座堂的百年沧桑

有了选址自由，有了重修教堂的资金，洋人的目光盯上了位于茨姑北约10公里的茨中村。茨中至今仍有这样的传说：地方当局赔给天主教会的银子，用二十多匹骡子驮到茨中。长辈们从没见过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修建教堂的主要材料，比如石料、木料可以就地取材，石灰、砖瓦亦可就地砌窑烧制，劳力由当地老百姓廉价提供，花不了几个钱。至于教堂装修材料、各种设备，由国外购来。如此看来、那些银子可能至今还埋藏在茨中某处地下吧？宣统元年（1909年），四名天主教徒在欧文拉尔德神父带领下到达茨中，强征良田十余亩着手修建教堂。他们接受了茨姑事件的教训，带来英籍保镖沙某，还有来自四川和云南永胜、师宗等地的武装及施工人员二十多名。教堂竣工后，他们落籍茨中，这就是当地汉族张姓、徐姓、杨姓的来历。

经过近十年的精心施工，茨中天主教堂全面竣工。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虽无画栋雕梁，目尺回廊，倒也清丽典雅，古色古香，为少数民族杂居的茨中坝子平添了一道极具汉地建筑色彩的风景。然而按哥特式建筑的礼堂、钟楼赫然矗立，显示的却是西方人强烈的入侵意识。宽敞的大院内有音乐室、图书室、浴室，与居室连为一体。东、北两面为畜厩、厨房，还辟有花园、菜园和葡萄园。依托教堂而建的修女院，曾有来自盐井、贡山等地的二十多名修女居住。修生学校则招收教民子弟免费入学。

在滇西北偏僻的峡谷里，这样的教育机会是难能可贵的。办了学堂后茨中出现了一批识汉文、藏文和拉丁文的人。在这些“知识人”的影响下，百姓们读书识字传统代代传承。“再穷不能穷老人，再苦不能苦孩子。”指的是孝敬长辈，还有就是送娃娃上学，不论男娃女娃都不能当睁眼瞎。新中国成立后，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茨中一批批青少年走出深山峡谷到丽江、昆明，远至北京求学。后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成长为专业技术人才，这一带还出现了教授级的记者编审和“大医生”（医学专家），个别从政的担任了地厅级领导干部，为家乡、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于如今还健在的耄耋老人们，是莫大的欣慰和自豪。

一座传自西方的天主教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可谓中西合璧。在飞檐翘角的大门两侧，写着汉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意味着修建教堂历时十年的艰辛。大门门框上亦有汉文昭示：“所有勤劳和文明人都到我这儿来吧！”天堂、天使、耶和华、圣母玛丽亚、约伯……这些陌生的名词在茨中流传，一个与世代蜗居雪山峡谷的民族相距遥远的西方世界，便活脱脱出现在他们面前。从此，西方的天主教文化与当地的藏文化、纳西文化逐渐融合，村民们从观念、性格信仰到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不愿放弃。于是，不少家庭出现藏传佛教与天主教并存的奇事。耶稣与释迦牟尼同居一堂，一家人既做礼拜又念佛经。走遍藏区，这种现象只能在茨中见到。“香格里拉寺”名称由来，无疑与这种现象有关。茨中教堂先后有十多位法国传教士居住过。其中，云南铎区总司铎伍许中，还有一位“于司铎”（既喻伯良）病故后葬教堂花园中。民国末年，瑞士籍神父艾真理和沙伯雷也住过茨中教堂。

1923年，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探访三江流域，曾下榻茨中教堂，好心的欧福德神父把他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后来，洛克在他的文章里留下不少感慨：茨中金秋时节硕果累累，教堂图书室藏书丰富，能喝到地道的法国葡萄酒，听到莫扎特和肖邦的钢琴曲，在大山中居然能体味到欧洲风情，真是不可思议，似乎到了中国人所形容的世外桃源。由于“教堂图书室藏书丰富”的印象深刻，经久不忘。1945年，他在坎布里奇出版的力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远渡重洋，越过千山万水，寄达茨中教堂，被收藏于图书室中。该书于1999年5月正式翻译成中文出版，原英文版本便是从茨中教堂搜集到的。

新中国成立后，传教士被遣送回国。茨中教堂作为学校保留下来。法国人留下的葡萄园里的玫瑰蜜葡萄蓬发生机，还有一棵路易斯面梨，年年硕果垂枝。棕榈树、芭蕉树也长势良好，枝繁叶茂。茨中人早已品尝过法国葡萄酒的美味，于是家家扩种葡萄园，自酿葡萄酒，芳香四溢的葡萄甘醇伴随山民们度过一个个悠闲浪漫的夜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主教贯彻“三自”爱国方针，茨中教堂重新开放。一位年事已高的神甫肖杰义，教名佛朗索瓦，他继承了曾任教堂总务的父亲肖国恩的事业，每礼拜日为教徒们主持宗教仪式。在肖老引领下，山民们祈求天主护佑的赞美诗唱得虔诚地道，他们手捧的经书，由肖老用藏文翻译注音。热心的老人还为新生的婴儿按教规取了保迪、保罗、曼达丽娜等可亲的教名。肖老的晚年生活充实而自信。他将记忆里的传教士们一个个复活，写下他们的故事和教堂百年变迁的历史。在藏区，像他一样同时懂得藏文、法文、英文、拉丁文、傈僳文和纳西语的人还没见过，因此他格外受人们尊敬。肖老引退后，教堂成立管委会负责定期组织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西方人慕名前来茨中拜访天主教堂。我曾无意间在德钦县城见一位法国中年男性，典型的背包客，他自称是茨中教堂某神父的后代。他夸茨中人对老外热情大方，还会操几句英语主动问候。今天的茨中人仍然恪守着他们特有的传统。

1949年出生的吴公底有初中文化，他有一个法国神甫为他取的教名“奥斯汀”，如今是茨中教堂的管委会负责人，教民们尊称他“吴会长”。一晃20多年过去了，吴会长身份不变。每次普选会长，吴公底都会全票通过。谈到茨中有的人家夫妻、母女、父子各自信仰不同，家里有人煨桑拜佛，也有人过圣诞节。吴会长说，只要一个人坚持自己的信仰，尊重别人的信仰，大家就能够共同生活，经历人生的悲喜。他说的话，是对“香格里拉宗教观”最朴实的诠释。吴公底的孙女玛丽亚读书勤奋，时常受到阿老的夸奖。吴公底说：“我国外有朋友，一定要狠狠心、咬咬牙把她送出去，对她前途好。”茨中巴东一带，子弟出国留学已有先例。一位马家后生取得学位后一直在国外工作。比起前辈来他们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1987年12月2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文公布茨中天主教堂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各级政府多次拨款维修。2006年，茨中教堂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从2008年2月起，教堂由姚飞主持，是茨中教堂第一位中国神父。姚飞系内蒙古人，曾任职于北京教区。现在茨中人口发展到1000多人，近600人信仰天主教。但是，其中真正领受过“圣洗”的教徒却为数不多。我不止一次去过茨中，还在教堂借宿过。我不信教但每次走进教堂都产生一种高山仰止般的叹服。礼拜日，教民们祈求天主护佑的赞美诗不绝于耳，让人心灵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