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7年，我第一次离开中甸（香格里拉）去省城上学。当年正是云南省人民政府根据专家论证，认为中甸在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等很多方面与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述的香格里拉十分相似，遂向世界宣布：世人寻觅了半个多世纪的“香格里拉”就在中甸，那是一种永恒、和平、宁静的象征。当时恰逢我离开香格里拉，从此便无法释怀。也正是这样的难以释怀，使得香格里拉成为了我多年的梦想，用了二十年时间去了解关于香格里拉的一切。在这过程中我甚至曾经怀疑过，彷徨过，失望过，最后还是一笑而过，香格里拉成为我内心深处的念想，甚至莫名其妙的冒出一个没有来由的信念：我一直坚信我会创作出属于香格里拉的作品。

从小生活在都市步履匆忙的街巷，可繁华的都市却没能留住我的心。在2014年大学毕业，很多同学都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创业或者打拼自己的事业。而我的内心却是那么强烈渴望回到家乡，因为我深信不疑——“香格里拉”就是我事业的起点。回归家乡，是为了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让身心静下来，给自己定位。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并通过我的工作去展现香格里拉，只要完成了我的创作，那就行了。再回头来看自己走过的历程，没有什么让我后悔的，回归香格里拉的初衷与坚持，是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大家展现香格里拉的容貌与文化背景，即使这种形式不被认可，即使有人担心这种工作不够商业化没有市场，但只要完成了艺术创作，就是我回归最大的追求。每个人在拍摄电影期间会遇到很多困难，我肯定也不例外。

我第一次拍摄关于香格里拉的电影是在2012年，那年我二十出头，拍摄《香格里拉·转爱》。期间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为了寻求香格里拉的最佳美景，我们去了很多人烟稀少的地方，有些地方甚至是不通车的，所以很长的一段山路全靠我们自己徒步行走，而且还要背负很多的拍摄器材和道具，但幸运的是我们完成了拍摄。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部电影竟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荣誉纷至沓来，鲜花、掌声、荣誉转瞬间化作我前进的动力。《香格里拉·转爱》也使我坚定了投身影视业的信念。置身于人生理想的愿景，激情不由自主地燃烧，紧接着开始筹备以香格里拉为主要背景的电影《探秘者》，70%的场景在香格里拉拍摄，其余30%取景于上海，将大都市的繁荣与香格里拉的神秘美丽完美结合。影片在香格里拉完成申报审批，并在2015年全国公映。我们把电影首映仪式、新闻发布会也一并在香格里拉举办，因为在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同时，特别是想让更多的媒体因为电影而关注香格里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探秘者》在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A类电影节入围。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我这个年轻人，可以肯定地说，电影使我跻身于影视行列，在这群雄逐鹿的竞技场上享有了立足之地，积累了我在制作电影上的创作经验，也为我今后的创作生涯夯实了最为坚实的基础。饮水思源，一切荣誉都是故乡的恩赐，所以我很感恩这里的一切，心中暗暗发愿往后每一部作品都要展示香格里拉的种种殊胜。

2016年是忙碌的一年，随着迪庆州成立60周年的到来。我开始筹备拍摄《世界的香格里拉》形象片，这对于我来说是令人振奋的创作，也是我最为重要的拍摄，我必须把所有的能量集中起来。它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是我完成自己表达心愿契机、抒发热爱家乡情感的突破口。所以《世界的香格里拉》就天经地义地成为我心中的挚爱。以迪庆州60周年的历史变迁为脉络，作为生长在迪庆这片土地上的儿女，我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亲眼目睹、亲身感受的惊艳变迁告诉世界。

迪庆与我有血脉之缘，回溯到60年前，1957年9月13日，我的祖辈松谋活佛（昂翁洛桑旦增嘉措）当选迪庆首任州长，州名“迪庆”为松谋活佛所取，意为“吉祥如意、富足兴旺、平和安乐”。我作为松谋活佛的世孙，继承松谋活佛遗志，更要为家乡做更多的事情。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往事如浩荡的风烟，历史如昂然伫立的雪山，在逝去的岁月，松谋活佛、夏纳古瓦（孙诺品楚）他们都为迪庆发展乃至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作为他们的后人，处在新时代的我，效仿祖先敢于使命担当是必然的选择，因此，在这三年半载里，我毅然决然地去筹备以迪庆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虽然在有些人看来是秋行夏令，而我却乐此不疲，我认为：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不同，格局行为自然不同。矢志不渝地弘扬民族文化是我的人生定位，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迪庆、认识香格里拉。

最后，因为迪庆州人大副主任、州工商联主席陈俊明在看了电影《无问西东》后被感动，所以他选择邀请一批青年撰文展示自己的风采，他希望看到香格里拉青年人努力奋斗的身影。如果青年人没有希望，或者青年人看不到希望，这个地方未来将会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而我也因此被感动，感动于这位前辈去做一个真正的倾听者，也感动自影片《无问西东》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多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的真情世界，每一段情感都产生于故事主人公的真心。面对民族危难，他们用决心撑起拯救民族的负担；面对生活逆境，他们坚持自己的初心，做最正确的选择；“心之所向，无问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