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6月9日四版） 赶马人把一座座沟通友谊的心桥架在藏区，而藏区人也把一条条象征圣洁与美好祝愿的哈达系向马帮——这使纳西、藏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成为千年古道上最壮丽的风景线。纳西族与藏族等各民族的往来，与历史的“藏客”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福泉先生在《唐代以来茶马古道上的纳藏贸易》一文中称：“长期走‘茶马古道’到西藏进行纳藏贸易的纳西族商家在民间被称为‘藏客’。在清代，纳西人中逐渐产生了专门走”茶马古道“进藏贸易的‘藏客’”。这些称为“藏客”的纳西商家，有的专门进藏收购土特产品，折回在大理等地开店转卖。或走思茅购运茶叶到丽江、中甸销售；有的长期跑藏区与藏族人进行贸易，并畜养有不少马匹，多者达百余匹；有的直达拉萨做生意，被藏族人称之为“匆本悦”（生意官）；有的捐资修建寺庙，成为藏传佛教信徒；有的捐资修桥、铺路、打水井，深得藏族人信任；有的与达赖喇嘛和朝廷驻藏大臣有往来，并享有西藏贵族才享有的使用“乌拉”（服劳役之人）的特权；发展到后来，各类大、小商号在丽江群体崛起，大多数都自养马帮进藏做生意；有的以手工业为主，在古道上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来丽江的藏族人等外地商客，纳西人称之为“扣八”。在一种“房东制贸易”现象中可以看出，藏商家等“扣八”来丽江投宿，店主会以大瓶酒、大块肉和鸡蛋面条等款待之，并相邀随行赶马人（藏语称“腊都”）、打杂人一起用餐，算是“洗尘”礼；第二天“扣八”们各自吃自己的糌粑、酥油茶，其它人也各自到山坡草坝放牧打野；藏族人“扣八”睡的地方，床边烧着一塘火，供他们盘腿打坐念经，或倒茶、酒下糌粑吃。抗战中后期，正逢茶马古道的极盛时期。作为茶马重镇的丽江也一时万商云集，往来于丽江、拉萨之间的马帮也由原来的4000-5000多匹增加至10000多匹；拥有各类分行在内的大小商户1200多家，其中拥有100-200万元资本的达10家左右；这些商户都在印度、拉萨、成都、重庆、昆明、广州、上海、北京、香港等地设有商号，或派出常驻人员。当时，人们称丽江大研古城是“小上海”……靠滇藏两地的交流、互动，靠丽江在滇川藏“大三角”区域中的独特优势，纳西“藏客”与各地“扣八”在茶马古道这一大舞台上，演绎了一出又一出气势宏大、有声有色的连台好戏。

纳西族与藏族等各民族的往来，不自今日始。藏族人有一句口头禅叫“羊布里努三赕昌”，意为丽江是个好地方。早在明代起，以“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为信条的丽江木氏土司，就靠其政治上与中央王朝保持一致的敏锐眼光与谋略，不但在军事上以“西北藩篱”的作用，始终保障了茶马古道的畅通无阻、长治久安，而且在经济上也引进当时的先进生产力等手段，迅速发展了滇川藏交界区域的农业、采矿业、畜牧业等，并带动了以茶马互市为主的滇川藏交界区域各民族之间的商贸往来；同时在文化、宗教及缔结纳西、藏等各民族友谊、友好往来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在木氏兴盛时期，出现了丽江壁画、丽江古城、丽江古乐等一批“国宝”级的文化产物；二是刊刻于明代的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成为纳西、藏之间友好往来的最好证明；三是汉族、纳西族、藏族三种文化融为一体的最好局面由此打开。

至今在藏族一些地区，还流传着不少“木天王进藏”的动人传说，据说茶马古道沿途的巴美村上、中、下村，加卡村和许鲁村等地的纳西族都是“木天王”进藏时沿途留下的“纳西人种”，他们精通藏语，也能操一口纳西母语；还据传“木天王”的好几个世袭土司，后来也变成十分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了。据相关资料，1957年进藏的丽江马帮支前大队人员，到了佛山巴美村后，村上的人操着纳西语问：“格是木天王的人？”原来当地有一传说，早年木天王经营藏区到巴美村，问及到西藏还有多少路程，回答是两个月，便至此收兵回营，留下部分人马在此另辟村寨休养生息，因而村上多数人是纳西族同胞。丽江东巴教进入藏区后，一些藏区佛教圣地也出现了“雪石北岳安邦景帝”三朵神位，并留存下来许多诸如纳西族祭天、祭三朵等宗教仪式。最能体现木氏土司开放、容纳博大胸襟的时期，也是木氏土司最盛时期：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到了丽江就不再南上北下，而是在本土融合，形成和而不同、不分彼此、共存共荣的繁荣局面。

藏族同胞对纳西族向来以“义”字为重，以“信”字当先，他们的讲义气、重承诺也是有口皆碑的：他们除了在茶马古道上纳西马帮每有危难之时一次次伸出援手外，还在1949年5月丽江解放前夕，有大批藏民应当地政府请求参加了丽江保卫战，并付出了巨大牺牲；1949年7月丽江和平解放时，“长兴号”商号负责人藏商马长寿曾捐出半开银元5000元，为当时新生的丽江人民政权的“无米之炊”解了燃眉之急。俄国作家顾彼得这样评价藏族人：“他们是勇猛无畏的战士，他们对纳西族事业的忠诚，就像纳西族战士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一样”。

时至今日，纳西族、藏族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以滇川藏三省区联手打造“茶马古道世界级绝品旅游线路”，“大香格里拉精品旅游线路”等为标志的历史新纪元，又一次从悠远的古道驮铃中，纳西、藏族等各民族的多元一体文明文化中走来！

（四）茶马文化精神实质

长路如歌，岁月如虹。马帮走过的千年古道上，如今再也见不到成群的马队、听不见悠扬的驮铃声了，悠悠古道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被荒草覆盖，踪迹难寻，取而代之的是便捷的现代化交通。然而，古道上依稀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以及在这片热土上曾经演绎过的诸如远古部落的迁徙、民族的分化融合、周武伐纣、秦汉开疆、唐宋风华、元征大理、明清兴衰等，已成为厚重的历史，在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心中回响。茶马古道之所以值得品赏，在于它集中了世界上最好的自然、人文两大景观：集中了丽江古城、香格里拉、三江并流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布达拉宫、卡诺遗址等世界遗产。从自然景观看，这条古道穿越了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荟萃了世界上最令人震撼的山脉、湖泊、冰川、草原等壮丽景观；从人文景观看，这条古道穿越了滇、川、甘、青和西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地带，是多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方，也是多民族演绎历史悲喜剧的大舞台，是永远发掘不尽的历史文化、世界遗产富矿。茶马古道之所以耐人回味，在于它的核心价值与现代旅游完全合拍，即它的自然风光所具有的原始和震撼力，文化的神秘性和诱惑力。无论是现代人的回归绿色自然之需，还是对原生文化的追逐与向往，它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后一块净土。茶马古道之所以堪称“天堂神路”，在于它诠释了一种精神，即茶马古道精神：历史已经证明，它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它以自古以来所保持的进入的艰难性，让人对它产生了心驰神往的神秘性，也因此成为人们追寻的理想性，与东巴长篇巨制《神路图》中描述的“人间、地狱、天堂”之说并无二致；从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特点看，可以断言：茶马古道是一条古老的文明通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是纳西、藏等民族关系和各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从它的现实文化价值和特点看，茶马古道有助于让后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看，通过滇、川、藏三省区联手，完全有条件将其打造成世界级绝品旅游线路，新的旅游大三角的形成与发展离世人并不遥远；以经济角度看，它将带动滇、川、藏三省区的经济发展，改变东亚与南亚之间长期以来相对封闭与独立的格局，使它成为全球一体化经济中最活跃的地带之一；从茶马古道精神的本质与特点看，已经从人们对其内涵外延的千丝万缕的记忆中，幻化成华夏儿女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一种艰苦奋斗、不懈努力的精神，一种团结互助、患难与共的精神，一种敢为人先、不畏艰险奔向目标的精神，这就是纳西、藏等民族用血与火、灵与肉、情与爱，共同在历史长河中浇铸的茶马古道精神。这种以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为核心内容与人文特质的精神，代表了人类精神的极致。

三、茶马古道上的丽江古城

（一）丽江古城形成与发展简介

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制度、交通区位、历史条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往往又是一个地区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不仅地处滇川藏交通要冲，而且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融地——茶马古道兴衰成败的命运，一直决定着丽江古城的命运走向。约3.8平方公里的丽江古城建于南宋末年，是元代丽江路宣抚司，明代丽江军民府和清代丽江府驻地，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里，丽江古城都扮演着丽江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金融、信息和交通中心的角色。丽江古城以商而兴、以商而荣、以商而活，也导致了丽江古城的鲜活千年，以及成为至今活着的茶马古道重镇的历史必然。

丽江古城的历史与木氏土司的发展史密切相关，可以说木氏土司是丽江古城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丽江古城兴于宋末元初，并在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扩张。忽必烈赐名“丽江”时，丽江的所在地是“逻波城”，就是今天的石鼓。后阿良任茶罕章管民官后，把丽江行政中心由石鼓迁至白沙。整个元朝时期白沙一直作为丽江的政治中心所在。明朝时期，木氏土司把行政中心由白沙迁至大研，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建工程。大研处于丽江坝子中心，气候温润、物产丰富，便利了与周边区域的商贸活动；古城四周水草丰美，有利于南来北往的马帮休养生息；从军事上考虑，有利于居中防御，也便利于通过茶马古道进入藏区。

对古城较早建筑木府的布局，以及西河的最初设计来看（古城东河是清代开挖的人工河，西河是元末明初开挖的人工河，中河是天然形成），它主要是为了满足木府的需要，它环绕木府的东、南、西三面，起到了护城河的作用，也暗合了五行中水木相依而生之说，作为乔木世家，木氏对水的利用，也是纳西族传统自然观的继承创造。古城内的主要桥梁，如双石桥、大石桥、南门桥、玉带桥、万子桥大多是在明朝时所建。古城“水乡、桥城”的特点，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所需。

政治与经济利益相辅相承。木氏土司的政治谋略与军事手段，对茶马古道的长治久安和正常的通商往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木氏土司在藏区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盐等矿业，使其经济实力大增。这些资财，木氏土司除自己使用外还赴京进贡35次，送马捐银，多次受到朝廷嘉奖；同时，木氏也加强了藏区贸易，进一步开辟了茶马古道，将内地的茶、糖、粮、铁、铜器运往西藏，又驮回药材、羊毛、皮革，丽江古城就在这样的对外贸易往来中发展壮大。

清雍正元年（1723）改土归流后，与藏区的贸易进一步发展，丽江及外地商人纷纷在丽江古城、石鼓、巨甸等集镇设店经营。1940年后，日军封锁了沿海的对外通道，经丽江到拉萨再转印度的通道成为主要的国际交通线，销往内地的进口商品多经丽江中转，商业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内地有十家银行（包括时称四大银行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以及富滇新银行、矿业银行、益华银行、合作金库、侨民银公司等）在丽江都设有分支机构，古城商户最盛时达1200多户，商号110多个，其中丽江籍占了近80%。丽江古城的兴盛也带动了周边村镇的发展，石鼓、巨甸在民国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石鼓集中了个体经营户157户，从业人员539人，巨甸拥有万元（银元）以上的商户有10多家。可以说，由丽江为中转站、集散地的这条千年古道，一直稳定构架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其历史韧性一直绵延至现代，抗战中后期这条与丽江古城血脉相连的古道，成为维系国运的唯一国际大通道——作为茶马古道上的明珠丽江古城，也在茶马古道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时刻焕发出最耀眼的历史光芒。

（二）、丽江古城自古以来就是茶马重镇的历史见证

1、丽江在茶马古道上的特殊地理位置

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繁于“二战”中后期的“茶马古道”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之后，在祖国西南边疆出现的又一条贸易通道，其中最为著名的曾在历史上一直畅通无阻的，便是滇藏贸易古道（即滇藏线）。

丽江地处滇川藏要冲，以及滇川藏政治经济、文化走廊；又是云南及内地通往西藏的必经之路；丽江北上南下、出东向西都与横断山间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水系息息相关，加之东接川蜀、南邻大理、北望藏区，成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元跨革囊”、红军长征过云南的重要渡口皆在丽江、迪庆相接区域。从全国地势看，由丽江入藏区是从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进入第一级阶梯，自然人文景观有了较大差距，故自明清时丽江古城便是滇西北商贸枢纽、茶马古道上的商品集散地；尤其在抗战时期，丽江上通西藏、印度，下达大理、昆明的咽喉位置而成为转运抗战物资的要津。

2、丽江古城自古以来就是茶马重镇的历史见证

（1）丽江马帮与商号

传统的“丽江马”，以其短小粗壮、行动机敏、吃苦耐劳著称，它与1937年后出现的改良马一道，成为茶马古道上理想的驮马，东巴经《献冥马·马的来历》、《三女卖马》中对最早的丽江马就有描述：马是活人的坐骑、死人的驮尸者，纳西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整个民族的生产生活离不开马，善神美丽东阿普嘱咐人们不可食用马肉、剥马皮制革。所以有史以来纳西族对骡马宠爱有加，禁食马肉、禁穿马皮制作的衣物，在沿袭至今的纳西族遗风中，办红白事还有用骡马迎接的。纳西族先民潜意识中，人加骡马方为完整的家庭，许多人加许多骡马，便为兴盛的家庭，甚至是民族。一户户、一队队组建而成的庞大的“山地之舟”队伍，打开了茶马重镇丽江古城的雏形。据《乾隆丽江府志》记载：当时的丽江府市大研里，商贾云集，购销繁荣昌盛，府市已成广泛互市——纳西“藏客”崛起与西藏经商。以商户、商号为主的养骡马史，已自乾隆年间就盛行。据《徐霞客游记》记载，明时的丽江古城已有“居积番货为业”者，仅清顺治十八年，销往西藏的滇藏茶就有三万担之多。丽江马帮因商而兴并繁于商的历史，由此可见一斑。

至抗战时期丽江大小商号1200多户中，据亲历者证实，仅“仁和昌”马帮就有180多匹，“达记”300多匹、“恒德和”150多匹，“裕春和”600多匹，其它商号至少也各不下200匹，每年丽江往返拉萨的马帮队，极盛时增至万余匹。出入大研古城的骡马每天不下300多匹，每年来往西藏、印度的马帮货物，有2500驮之多。“山间铃响马帮来”，五里外就能得知；“头骡已进丽江城，尾骡还在黄山哨”，足见其场面的壮观、宏大。

（2）古道上的丽江商贸互市

元末清初丽江就已形成初级市场，分大研市、白沙市、七河市等，到光绪年间又增加了石鼓街、九河街、巨甸街。随着马帮出入古城的频繁，骡马店业也悄然兴起；出现了专为马帮服务的卖草场，以及据马帮需求应运而生的缝制出售垫褥子、藏靴的，加工和出售炒面、酥油的，打制和供应马蹬、马掌的作坊和门店等；丽江古城成为商贸集散地的历史，也便是茶马互市不断兴旺、繁荣的历史。丽江的银、铜矿开采历史悠久，银、铜器皿的制作久负盛名。丽江银、铜器又是藏胞喜欢的生活必需品，而成为北运的重要商品；藏商驮来的货物有皮子、细羊毛等，经纳西族手工制作成产品后又销往藏区；藏商还驮来山货药材如麝香、熊胆、虫草、贝母等作为行市俏货，又将大宗茶（纳西达记宝焰茶较有名气）、红糖、粉丝、铜、铁、银器运往藏区。

常来往印度加尔各答的商号如永昌祥、茂恒、新兴、永茂和等商号就有10多家；从印度运往国内的产品有灯芯绒、金绒、鬼子呢、毛呢、毡帽、棉布、棉纱、染料，以及各种牌子香烟、水笔、西药、瑞士手表、牙膏、口红等物资；丽江作为商贸物资中转站的功能，到抗战中后期已发展到极致；滇藏贸易古道更加延伸向南亚、西亚扩展，成为重要的国际大通道，当时的古城四方街每天热闹非凡；无数太阳伞下露天摊点前，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商流、物流、人流，交易商品不乏红糖、茶叶、粉丝、糯米、蔬菜，以及大受客商看好的麻布等；还有专为马帮服务的钉马掌店，和为客商皮鞋订鞋钉的小手艺摊点，一派车水马龙、生意兴旺的景象，在这里定格过，此情此景以洛克当年拍的黑白照片为证。

（3）藏客与旅店

丽江藏客与旅店业的发展，也与古城的商贸经济同步。仅大研双善村就曾有17家骡马店，现云巷13家，兴仁巷有10家；其中以“玉龙骡马店”较具名气，并在后来发展为“元德和”大商户，各民族客商频频光临丽江这块商业宝地，众多客商迎来送往，一年到头乐此不疲。

除“老龚店”多系接待四川盐源、盐边客商外，大多数店接待的是相对固定的客商。如积善巷开的店来往的大多是察瓦龙的藏家马帮；也有各商号自己专用于接待藏商上层的，如光义街的“恒德和”等；现云阁的阿余命妈是一位纳西族女能人，以她为代表开的店来往客商大多是大理客，也有直接由藏商自己开的，如“吉庆店”由藏胞阿吉庆开设。大研镇周边，则有七河人周香创办的“德胜旅店”，以及据茶马古道亲历者证实的永胜梓里、木家桥——鹤庆一线，白沙至直通香格里拉、宁蒗的沿线内，都有当地农民自己开设的旅马店。

（4）多种宗教融合、多元文化荟萃

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到了丽江，不再北上和南下，它们与传统东巴教先是产生对立、排斥，继而相互融合、吸收、形成长期的多元宗教现象。而东巴文化本身也成为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云南本土文化的一种。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小小的丽江坝子，就修建有60座寺庙教堂。其中包括五座著名的滇西北藏传佛教寺院，有从事印经刻版的滇西禅林金峙，还有初具规模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丽江的道观佛寺没有严格分类，往往是几教混合、和平共处。传统的阴历二月八日东山庙会上，百姓朝山拜佛、烧香求神一般不分教派、不择亲疏，不计是否为一路神灵；有和尚赶来念经，也有传教士传教；有洞经会前来奏乐，还有民歌和山歌对唱内容等。

古城延伸线上，有白沙壁画儒释道杂糅的情况，东巴教“神路图”则将自己宗教信仰，直观反映在人的灵魂的归宿上；还进行祭天、祭地、祭风仪式，道士做道场仪式；纳西族保护神三朵的传说与崇拜沿袭至今生生不息。多元信仰让纳西族与周边民族建立了宗教情感上的共同点，促进了与各民族长久友好的睦邻关系，同时促进吸收其它民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不仅推动了民族文化发展，也推动了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以东巴经书《创世纪》中记载为证：

纳西族、藏族、白族为同一父母所生三兄弟，因而历史上三个不同民族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尤其亲密无间，不分彼此。

丽江古城民族文化中，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共生共荣，不仅绚丽多彩，且博大精深。历史上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又推动了丽江的进步与发展。古城还与《徐霞客游记》中“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府建筑群息息相关，与二战时驼峰航线上的丽江一脉相承，成为陆上运输与空中航线交相辉映的一对璀璨明珠。

与四方街连接的五条主要街道铺设的五花石板上，至今仍依稀可见马蹄印，依稀可闻驮铃声。从秦汉时期的牦牛道，到唐宋以来，直至近代云南通西藏到印度的马帮大通道要塞——茶马重镇丽江古城中，留下了亘古遗迹创造者们“马蹄踏出的辉煌”。因此有充分理由证实，有了茶马重镇在茶马古道上的辉煌，才有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亮丽。

（4）与马帮文化相匹配的民俗风情、民俗文化

丽江古城内过年习俗、“孰谷”、“除骤”仪式，祭天仪式、棒棒会、三朵节、骡马会、火把节，以及清明插柳、化崇习俗，骨气调、喂蒙达、阿哩哩等民族打跳、民歌山歌习俗，还有饮食习俗、服饰习俗、以及婚丧习俗等，无不与马帮文化相融而发展。许多东西是不需要展演展示的。只要古城内尚有平民生活，又有平民在参与开发、保护，那么古城就至今依然存活着，不可能不存活下来——古城自古与马帮一道走过来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具有无穷魅力的民俗风情、民俗文化。

更主要的是，综上所阐述的地理位置，历史见证（功能作用）、多元宗教与文化融合荟萃，具有与马帮文化相匹配的民俗饮食文化等，是丽江古城所特有的得天独厚之处，因而在“茶马重镇”定位上，也毫无疑问地具有排他性、独立性。

可以说，茶马古道已深深嵌入丽江的历史命运中。没有茶马古道就没有丽江古城的兴盛，没有丽江辉煌的历史。同样，没有丽江古城的历史作用、区位优势，也成就不了茶马古道。

（三）运作茶马文化项目的几点启示

1990年7月，木霁弘、陈保亚、王晓松、李林、李旭、徐涌涛六位云南青年学者，根据历时近4个月，行程约2700多里的考察成果，撰写了《滇川藏“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第一次提出了“茶马古道”的学术概念。经2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茶马古道”由一个学术名词变成为实体名词，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世界文化品牌。

2002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丽江大研镇党委、政府在丽江古城推出了“茶马古道之旅——丽江古城民俗文化系列活动”。经组织相关人员历时3年撰写的《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大研古城——连接滇川藏的茶马重镇研究报告》，于2002年8月22日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召开的专题论证会上，得到费孝通、任继愈、谢凝高等国内20多位顶尖级专家、学者的一致通过。千年古道上久违了的马帮队伍，又一次浩浩荡荡开进古城，古城内内容不同的十个茶马文化展演院落也应运而生，丽江古城也以此重开了茶马文化之风。

《茶马古道》电视剧在央视热播，茶马古镇束河的保护、开发成功，成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新版本，各类茶马题材的图书热销市场，各种茶马题材的音乐、舞蹈，纷纷登上演艺舞台，茶马古道线路、茶马符号产品在大旅游中成为备受中外游人青睐的“宠儿”，各类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机构、专题研讨会，在社会活动中频频亮相。

学术研究20余年，实体运作10几年——这就是丽江运作茶马文化项目的时间长度、时空跨度。今天，当我们在庆幸丽江纳西先民、原住居民为全人类留下了一座鲜活千年的国家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之时，更多的是对纳西先民、原住居民的一种崇敬和感激之情，因为毫无疑问，这是纳西民族、古城原住民奉献给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最好礼物，是纳西民族、古城原住民对中国乃至全人类的重大贡献。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原来把商号开到世界各地的纳西商人的后代，成为不会做生意的民族，整座古城退位给外来经商户，“梦里不知身是客，醒来悔恨已枉然”之时，是否意味着茶马古道的失落，也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种精神的失落呢？！

从一种长远的战略意义上讲，茶马古道的竞争，最终较量的不是资本、开发程度，而是其文脉、心脉的呵护程度，就是看茶马古道的历史气场、文化脉动尚能存否。换句话说，也就是看其创意资源、人才优势、智力支撑，或者说是其普世价值、文化内涵的能否不断提升上。由于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普世价值决定了它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2008年，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了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作为3个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预备项目，国内茶马古道所经过的滇川藏也相应予以积极配合。现在已有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卡姆波斯拉朝圣之路、法国的“米迪运河”等相继列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名目。2009年8月，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在丽江宣告成立，将对古道的文化遗迹进行系统调查，为茶马古道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提供详细文本资料。2010年，丽江市委、市政府将茶马古道的传承保护项目，正式列入了丽江“十二五”规划之中——这一系列大举措、大动作，无疑都将为丽江的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