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殇

20世纪60年代初，我刚满10岁，还在小学读书。生产队的牛栏就在村头老槐树下，那天父亲相熟的饲养员大叔帮着把牛牵来，缰绳递到哥哥手里时，那头刚满周岁的小牯牛还不安地甩了甩尾巴。

许是刚离了母牛的奶味和同伴的鼻息，它站在院子里总缩着脖颈，耳朵直愣愣竖着，见人走近就往后躲。给它套笼头时，木笼头刚挨到它鼻尖，它就猛地偏过脑袋，梗着脖子往后挣，缰绳在手里滑得像泥鳅。我和哥哥只得一前一后忙活。哥哥在前头弓着腰拽，我在后面踮脚推它圆滚滚的屁股。可它发起“料疯”来，四蹄一蹬就撒开腿狂奔，缰绳勒得手心火辣辣地疼，只能松了手任它跑。要等它在坡上跑够了，或是凑到别家牛群里蹭痒，才能猫着腰蹑手蹑脚凑过去，猛地攥住缰绳往回牵。

那时父亲刚走3个月，家里的顶梁柱就塌了。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要拉扯我们兄妹5人，日子像被霜打透的秋苗，叶尖卷着焦，根须都透着寒。哥哥才14岁，背着母亲偷偷把书包塞进灶膛烧了，跟着母亲去队里挣工分；姐姐10岁，踩着灶后的草墩够灶台，锅铲比她胳膊还长。养牛是桩实在的指望：放牛能记工分，圈里的牛粪能换工分，等它学会犁田，工分还能翻倍；闲时能帮家里犁自留地，或是上山拖些树干回来劈柴。于是一家人都把它当成了盼头，喂草添水时格外上心。我的任务是每天放学后牵它去吃草，在全家人的照料下，小牛渐渐长开了：黄毛亮得像抹了菜籽油，圆滚滚的屁股泛着健康的光泽，原本圆钝的芋头角也慢慢顶了出来，尖尖的透着青。

等小牛再大些，哥哥琢磨着该给它穿鼻了。母亲用麻丝混着龙须草搓了条三尺长的细绳，比小拇指还细些；哥哥削了根七八寸长的松明签，粗比大楷笔，在草木灰里炮制消毒。他找了根粗麻绳拴紧笼头，把小牛的头高高吊在圈棚的楼楞上。小牛圆睁着眼睛，四蹄在泥地上刨出四个浅坑，喉咙里发出“呼呼”的气声，却挣不脱。哥哥眯着眼对准鼻孔内侧最薄的地方，手腕一使劲，松明签“噗”地穿了过去。小牛疼得猛地弓起身子，四蹄在泥地上刨出更深的坑，脖颈被勒得死死的，喉咙里滚出沉闷的哼唧，像被捂住嘴的呜咽。哥哥顺势拉过松明签尾端的细绳，在牛耳后打了个结实的结。它的鼻子就算穿好了。

穿了鼻的小牛温顺了许多。放学后或周末，我常和有牛的伙伴们一起放牛，直到日头西斜，才牵着肚腹滚圆的它回家。我们试着骑它。我踩着哥哥的肩膀刚够到它脊背，还没坐稳，它就猛地一颠，后腿一蹦，我“哎哟”一声摔在草坡上，沾了满身泥。哪怕把它赶到烂田里试，刚搭上屁股，它就拧着身子蹦，死活不肯让人近身。看着别家孩子骑在牛背上优哉游哉，我们只能跟着牛屁股跑，常被伙伴们笑“连牛都骑不上”。

再后来，哥哥开始教它拖柴。找根碗口粗、七八尺长的木头，让它背着牛轭练习。起初它总耍赖，耷拉着脑袋站在原地，任凭哥哥怎么吆喝都不动。哥哥扬起鞭子，鞭梢在它屁股上轻轻扫了一下，它“哞”地低叫一声，像是受了委屈，却还是闷头往前挣了两步。没过几天就练熟了，只要哥哥吆喝一声，哪怕拉不动也会铆着劲往前挪。那年冬天，哥哥已能带着它上山拖柴：砍倒的松树削去枝丫，根部凿个眼穿上泡软的牛皮条，接在犁索上，套好牛轭就能顺着山路往下拖，拖到生产队的甘蔗坊，正好当熬红糖的燃料。

等小牛长成壮牛，哥哥又带它去江边的沙坝学犁田。金沙江岸边的沙坝细软，它学得快，没多久就掌握了拉、转、停的门道，接着便下田耕地了。田里的泥土冻了一冬，硬得像块铁板。它拉着犁铧，每一步都像陷在泥里，蹄子上沾着厚厚的泥块；哥哥扶着犁把，脊梁弯得像张弓，汗水顺着下巴滴在田埂上，砸出一个个小泥点。日头偏西时，它和哥哥都累得直喘，鼻孔里喷出的白气混在一块儿，在田埂上慢慢散了。母亲总会端来热水给哥哥擦身，姐姐摆好饭菜，我则挎着满满一篮青草倒进牛槽，再端盆掺了玉米面和盐的清水。那是给它的犒赏，它总会吧嗒吧嗒喝得精光。

这头牛陪着我们走过了十几个春秋，挣下的工分、省下的力气，成了贫寒岁月里实实在在的暖光。70年代中期，它老得拉不动犁了，脊梁上的毛开始发灰，走路也慢了。队里开会决定宰了分肉那天，风挺大，刮得村头的老槐树呜呜响。队长派来的人牵它出门时，它竟像往常出圈去放牧似的，迈着沉稳的步子往前走，尾巴有一下没一下地甩着，不见丝毫慌乱。那时我已20多岁，看着它的背影，想起小时候追着它屁股跑的日子，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手背上凉冰冰的。求哥哥去讨回它的尾巴，做成蚊帚留作念想，可没过几年，蚊帚被虫蛀坏了，连这点念想也没了。

如今我已年过七旬，但凡见到耕田的牛，总会想起家里那头黄牛。它一辈子吃的是田埂上的草、坡上的青，却用蹄子、用脊梁、用一身力气，托住了我们一家人在寒风里摇晃的日子，它曾经的一生，温暖过我们最苦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