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适

（上接2019年4月19日四版）

1953年，在“同乐剧社”基础上，正式成立了“鹤庆滇剧团”。 先后有向永、张清河、李克相、彭智、段福亮等干部派到剧团出任领导。流落在丽江打工的滇剧多面手龙泉，经张艳芳邀请，到鹤庆入班。龙泉，小生名角，扮相俊雅，演技全面，嗓音略带沙哑，却别具风格。龙泉的唱念做打，颇有造诣，代表作有《斩黄袍》里的赵匡胤，《打红台》里的肖芳，《秋胡戏妻》里的秋胡，他还擅长打鼓板，鼓点干脆利落。龙泉任团长期间，剧团改为全民所有制，由财政拨款，仍坚持上山下山传统，轻装步行，被誉为“草鞋班子”，曾多次荣获省、州、县政府表彰。龙泉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张艳芳、桂兰芳选为州政协委员。

鹤庆被称为“滇戏窝子”，名实相符，不为夸张，在滇剧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鹤庆县境内有戏台一百多座，滇戏普及，老幼酷爱，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戏迷活跃在城乡舞台上。不仅在鹤庆县内知名演员云集，在外地州及省会滇剧社团中，不少骨干是鹤庆籍人士。杨家齐、魏树生、包刚等戏剧作家，创作改编出不少与时代同步的作品，其中包刚编剧的《关山碧血》荣誉国家级大奖。云南省滇剧院徐泽钧，鹤庆城镇人，后任省文艺干部学校滇剧科教师，为传承云南地方戏曲作出贡献。

由于滇剧在鹤庆一代代传承，还出现了以演戏为主业的“滇剧世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程家。程氏长辈程小元（1882-1945），字子明，自学成名，擅演丑角，不仅戏路宽，还精通文武场面，能掌统指挥乐队演奏。程子明生九子，经悉心教授，长子演大面，老二演文武小生，老五打锣钹，老九（程家昌）生性聪慧，发展全面，擅长花脸戏还专打小鼓，鼓点精通，能制作道具及龙狮，上桌表演狮舞腾跃自若，从不失误。由于掌握台本了然于胸，被同仁称为“滇戏箩子”。受家庭熏陶，解放初期还在小学四年级读书的孙子程栋良也上台打小锣。孙女程维兰，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省文艺干校滇剧科，主演旦角，扮相俏丽，唱做俱佳，以演《雷神洞》中赵京娘尤为出色。程家三代在家乡无人不知，有“程家班”之称。

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一段时间，滇剧表演者人才辈出，有科班出身，有半路出家，还有逢场作戏的票友。除了程家班，县内知名滇戏艺人粗略统计如下：王昌禄（？-1937）、李敬虞（1887-1953）、刘炳贵（1890-1960）、李雨生（1900-1939）、文竹九（1904-1965）、陈德周（1903-1984）、唐宏基（1904-1966）、杨立基（1909-1952）、候继武（1917-1942），建水人张福山（？—1959）等，与上述前辈同一时代的还有：绕贵宏（四川人）、龙泉、杨慧生（大理人）、桂兰芳（昆明人）、章正举、张士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鹤庆滇剧团的鼎盛时期，演员除了健在的前辈，又增加了章天明、段双英、向四堂、程维兰、左慧英、周锡林、王应蛟等后起之秀。鹤中高中毕业生杨增濬吸收为主琴师，直到滇剧团撤销安排到企业工作。“文革”结束，在鹤庆县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县文联1969年成立了以滇戏爱好者为主要成员的戏剧协会，逢年过节，村村锣鼓响，乡乡唱戏声，既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滇剧，又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

受滇剧影响，在白族和彝族聚居的山区，还出现了以唢呐锣鼓扮奏的“吹吹腔”。其特点是道白、唱词全用白语，载歌载舞写实性强。解放前、西山黑泥哨打巴箐黑话人（彝族支系）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要到城隍庙连唱三天“吹吹腔”。观众人山人海，这是鹤庆独有的文化现象。引戏台楹联佐证：

愿看者看，愿听者听，看听自取两便

说好就好，说歹就歹，好歹就唱三天

滇剧传演至今已逾二百多年，为何一直得到各族群众的喜爱？不仅因为这种传统戏曲形式很适合人们（特别是老年人）的审美情趣，更因为许多剧情展现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表达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帮贫扶困的良好愿望，在构建富强文明和谐社会的新时代，仍不失其积极意义。由此看来，任何一种古老的与民族精神血脉相传的文化现象，若能与时代俱进，是永远不会失传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