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杰龙
“勐海味”是普洱茶香中的至尊之味,但很少有人知晓“勐海味”中有书香,只会喝茶,不会读书,一个人无法深刻品味“勐海味”中的人文精神之味。
茶香中的书香味道古已有之。宋朝茶香氤氲,并非只因北苑龙团为天下茶中极品,还因蔡襄、赵喆(宋徽宗)、沈括等著名茶人为茶著书立说,苏东坡、朱熹、陆游等著名诗人以茶入诗,塑造了茶在宋朝弥漫至今的书香味。
和宋朝的茶香,以及任何一种茶香一样,“勐海味”既是天地赋予、众香和合的自然奇妙之香,还带着悠长人文历史沉淀和诗性书写激发的浓郁书香。
1995年,台湾地区太极拳传人、茶人邓时海出版《普洱茶》。2004年,此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被称为普洱茶人必读的“圣经”,邓时海先生被称为“现代普洱茶教父”。
但那时的邓时海先生并未到普洱茶的主产地西双版纳州深入考察普洱茶山,他依据普洱茶的文献资料和港澳台地区的普洱茶市场状况写成《普洱茶》一书,以“海外”视角发现和命名普洱茶。他命名的普洱茶,是缺乏田野调查一手资料的“海外普洱茶”,而非云南大地真实存在的普洱茶。
补上邓时海先生缺憾的是中国著名诗人雷平阳。1999年秋天,诗人雷平阳初识普洱茶,来到勐海,筚路蓝缕,怒海作舟,搜罗文献,漫游茶山一月之久,之后写成《普洱茶记》一书。作为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的雷平阳是中国一流的诗人和散文家,文字功夫了得,《普洱茶记》一出便给人惊艳之感,迅速确立了现代普洱茶命名之作中的经典地位。这本融文献梳理、田野调查、茶学知识、文学书写、诗性表达于一炉的普洱茶上乘之作一经出版便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外文,在韩国等国家出版。邓时海先生的《普洱茶》和雷平阳的《普洱茶记》是最早出版的两本普洱茶文化专著,都是现代普洱茶文化的命名之作和经典之作,可谓现代普洱茶文化经典的“双璧”,不同的只是,邓作代表了现代普洱茶的“海外视角”,有着文化寻根之旅的忧伤和疏离之感;雷著则坚持着普洱茶的本土发现和人文立场,带着生于斯,长于斯,悲欣交集的深厚情怀。
《普洱茶》和《普洱茶记》问世至今,已历20余年。短短20余年间,普洱茶神话般崛起,从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罕为人知的小茶种幻化飞升为近年中国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十大名茶之列,小小的勐海城也随之登堂入室,一举跻身当今中国最为驰名的“中国第一茶城”。勐海境内的布朗山、巴达山、南糯山、勐宋山、关双山等茶山也随之成为当今中国茶山中的圣山。一般情况下,中国名茶版图变迁的历史是极为缓慢的。唐代,中国出现了第一个驰名天下的茶——江苏宜兴境内的阳羡茶,这个茶被记载进茶圣陆羽的《茶经》里,这说明那时天下名茶的中心在江苏宜兴。两百年后的北宋年间,中国第一名茶变为福建建瓯市境内的北苑贡茶,中国名茶版图发生第一次变迁。百余年后的南宋期间,北苑贡茶衰落,武夷山茶崛起,中国名茶的版图再次发生变迁。之后数百年间,中国名茶版图变化不大,多在江苏、浙江、福建境内游移。从20余年前,也就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开始,中国名茶的版图格局再次开始发生变化,但谁也想象不到,变化竟然如此神奇而剧烈,短短20余年间,从江南至云南,从空间到时间,中国名茶版图竟然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普洱茶竟然崛起为当今中国第一名茶!如此神奇而剧烈的变化,这其中的原因,从地理到文化,从经济到政治,都有许多因素值得探究和梳理。而这20余年间,随着普洱茶的崛起,普洱茶文化也随之兴起,出现了许多发现和思考。而当初为现代普洱茶文化崛起而贡献甚大的两本经典著作——邓时海先生的《普洱茶》和雷平阳先生的《普洱茶记》也到了值得回味和反省的时候。
率先亮出姿态的是邓时海先生前些年出版的《普洱茶续》一书。这本书中,邓时海先生根据近年来普洱茶市场和文化的变化,对自己《普洱茶》一书中的诸多观点做出了修正和补充,算是对普洱茶这些年剧烈变迁的一个回应。这本书一面世,便引起热烈讨论。值得玩味的是,和当初《普洱茶》引起的广泛赞誉不同,如今的中国普洱茶界,对《普洱茶续》一书的批评多于赞誉,其中最尖刻的批评就是对邓时海先生修正后的普洱茶标准一说极为不满。邓时海先生修正后的普洱茶标准把普洱茶简化为一种茶叶制作工艺,任何地方的茶,只要遵循采摘、晒青、压制、陈放这一套普洱茶制作工艺流程,最后成型的茶叶产品都应该算作普洱茶。邓时海先生提出的这套普洱茶标准,抹杀了茶叶这种农产品最为重要的地理标志,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很难让人苟同。就从邓时海先生修正后的这个普洱茶核心观点来看,邓先生对过去的诸多观点虽然作了修正,但最核心的出发点其实依然未变——他依然秉承海外视角,从远离普洱茶山的地方审视普洱茶。
20年来,作为诗人、作家的雷平阳先生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普洱茶。自《普洱茶记》之后,他就将西双版纳州境内的诸多茶山纳入自己文学创作的地理背景之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文学作品。2010年,他获得鲁迅文学奖,为自己带来文学盛誉的诗集《云南记》中,就有不少诗歌作品是以西双版纳茶山为题材创作的。此外,他还相继出版过《天上攸乐》《白衣寨》《基诺山记》《八山记》等散文集和诗集。这些以西双版纳州茶山为背景创作的作品,既是文学的,也是茶学、人类文化学的,它们都获得了中国文学界和普洱茶文化界的盛赞。
雷平阳先生的新著《茶神在山上——勐海普洱茶记》聚焦勐海茶山,以诗学、茶学、人类文化学的多维角度审视“勐海味”的普洱茶,向我们展现了他对勐海普洱茶深度嵌入体验式的全景观察,既是他之前探索发现之旅的继续,又是对20年来普洱茶现象的再次梳理、省察和总结。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之于雷平阳的意义,正如《普洱茶续》对于邓时海的《普洱茶》一般,是相隔多年之后对自己当初普洱茶经典之作《普洱茶记》的回望。
只是,雷平阳《茶神在山上》的回望,必定更加精彩和庄重。这得益于雷平阳诗学、茶学、人类文化学的多维视角,更得益于他坚守的云南本土文化根本性价值立场的深化和开拓性发现。正是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这本书必将成为近年普洱茶文化专著中的又一重要经典之作。
多维视角的观察,让这本书上接“天之气”,具有开阔的诗性空间。真正的诗性空间,是无所谓中心和天涯海角的,它只存在于文明世界的人心之间,灵魂之间。正如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赞美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沃尔科特说的,在这位优秀的圣卢西亚诗人笔下,远离欧洲文明中心的加勒比海地区的圣卢西亚不是世界文明的外围地带,而是世界文明铺开的地方。雷平阳笔下的西双版纳和勐海茶山,同样呈现出类似沃尔科特诗歌中的气象,不是世界文明的外围地带,而是世界文明铺开的地方。在雷平阳思绪开阔,纵横八荒的笔下,所谓“勐海味”,既非“勐海味”,所谓普洱茶,既非普洱茶,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之地勐海的茶山凝聚了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密码,呈现出伊甸园深邃神秘气象,发人深省,令人迷醉,具有茶山启示录般的庄重肃穆气象。在这种气象里,勐海的茶山,早已不是勐海的茶山,而是世界的茶山、人类的茶山。在他笔下,勐海这个中国西南极边之地的一隅之地,在遥远的过往时光中,并非文明的莽荒之地,而是古老的稻作文明、茶文明的发祥之地、铺开之地。在他笔下,以民国年间建立的勐海茶厂率先生产机制普洱茶为标志,遍布茶山的勐海大地在中国文化版图上不再是我们惯性思维中的角落之地、边沿之地,而是具有开现代文明风气之先的“边沿的前沿”,是云南率先接纳现代先进文明的先锋之地、敏感之地。在他穿针引线,绵密有致的诗性书写之下,似乎洞穿了普洱茶为何能在最近20年里神奇崛起,一举跃升为当今中国第一名茶的玄机。而这玄机,不过是这部茶山启示录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一个和世俗有关的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其实更加重要,那就是以茶为中心的信仰的部分,有关茶神在山上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和普洱茶有关的人类灵魂生活的部分,也是这本书最为动人的部分。
而这个部分,就植根于雷平阳固执的云南本土文化价值立场中。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雷平阳的这一价值立场并非只是体现于悬空状态的观念世界中,而是生发于他全身心行走于勐海茶山、勐海各少数民族村寨的脚步之中。在茶山20年间的多次行走与田野调查中,他对这片大地灌注深情,既是这片大地的观察者,又是这片大地的生活者。一次次行走之中,他似乎在恍惚中成了这片生长出来的人。作为以重塑中国现代诗歌抒情传统而著称于中国诗坛的著名诗人,雷平阳的故乡情结早已成为当下中国诗坛津津乐道的话题,但人们说到他的故乡,一般都在说他出生的故乡昭通。但深谙他作品和诗歌精神的读者都知道,昭通只是他肉身的故乡,他精神上的故乡如果要找一个地方落下,则更多指向西双版纳,指向勐海的茶山的方向。他以西双版纳茶山为题材创作的诗歌、散文作品,不仅在量上远远多于昭通,在艺术空间和感染力上也显得更加深邃而动人。这种抒情精神灌注于版纳和勐海的茶山之上,让他笔下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和人物,都是活的,活色生香的,既有肉身的切实可视可触感,又有精神灵魂上的可知可亲感。在他笔下,那些茶山上的芸芸众生,无论是普通人、著名茶人、还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茶在他们的生命里,就像神在他们的生命里,爱恨悲怆在他们的生命里,他们离不开茶,就像他们的生命离不开灵魂。
总之,诗学、茶学、人类文化学的多维角度审视茶山,让雷平阳20年之后对《普洱茶记》做出回望的这本《茶神在山上》高高山顶立,具有茶山启示录般的哲学意义。而灌注个人生命和感情的云南本土文化价值情怀和立场,让这本书深深行走于现代普洱茶文化的海底部分,让我们领略到普洱茶文化喧嚣波涛之下那些平时罕见的山峰和沟壑以及山峰和沟壑之间那些隐蔽、幽暗,但却生机勃勃的景致和细节部分。这一个山顶,一个海底的世界两相结合,让雷平阳这本茶书具有非凡的质地,让它既是茶书,又非茶书,既是勐海,又非勐海,呈现出一种亦真亦幻的奇异境况。而这亦真亦幻奇异之境,不就是被庸常的日常生活所裹挟的我们,想在一本茶书和一杯普洱茶中所渴望企及的寻常又非常的体验吗?
作者简介:雷杰龙,1973年生于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199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99年至2001年进修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居昆明。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钟山》《花城》《江南》《大家》《诗刊》《滇池》《当代文坛》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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