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乔正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把正确制定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当成了夺取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远在红军长征时期，为通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根据地，刘伯承元帅与四川大凉山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北上抗日。无独有偶，贺龙元帅率领红军二、六军团，经过湖南、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长征中通过彝、苗、白、傈僳、藏等少数民族地区，顺利到达抗日前线，演译了震惊世界的壮举。我早年在云南省迪庆州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工作，采访收集了贺龙率领的二、六军团在云南涉藏地区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广大藏族群众、寺院僧侣的支持，得以顺利通过雪山草原到达北方抗击日寇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段历史让贺龙元帅难以忘怀。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14军军长李成芳赴重庆参加会议时，贺龙特地对李成芳说：“我有个委托，中甸的归化寺（噶丹·松赞林寺）对部队在长征中做了特别贡献。1936年4月，我带着18000多名红军，在石鼓至巨甸一带乘木筏抢渡金沙江到达中甸，带的粮食快吃完了，当地少数民族因种种顾虑不敢接近红军，幸得一位叫夏那古瓦的藏族群众出面与我联系，向藏族群众和归化寺做联络工作。归化寺的活佛获悉红军的政策后，特别是主持松谋活佛对红军秋毫无犯的纪律十分感动，打开仓库卖给红军3万多公斤青稞和食盐、红糖，解决了部队继续长征的需要。我们还顺利举行了有名的中甸会议。”贺龙又交待说：“你事情繁忙，可托前往丽江地区四十二师廖运周师长，一是代我致意；二是检查落实当地的宗教政策。”可见贺龙元帅时刻不忘噶丹·松赞林寺对当年红军的支援，不忘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不忘藏族群众夏纳古瓦及中甸广大的藏族群众。

那么，红军二、六军团长征经过中甸县时，和噶丹·松赞林寺建立了怎样的友谊，又怎样得到活佛僧侣们的支持呢？

离中甸县城不远的噶丹·松赞林寺在云南涉藏地区是一座规模宏大、颇具影响力的寺院。它建于清康熙十八年，是由康熙皇帝朱笔批准，五世达赖亲自选址的一座寺院。解放前，噶丹·松赞林寺是涉藏地区著名的“十三林”之一，也是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拥有自己的武装，系中甸县宗教、政治的权力中心，僧侣最多时达上千人。寺院组织严密，全寺设扎仓（主持活佛），下属东旺、吉迪、乡城等八大康仓，每一康仓有一老僧，八大老僧组成老僧会负责管理寺院事务，在寺院里他们有相当大的权力，对中甸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事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持松谋活佛更是位高权重，一言九鼎。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首长率领下，从湖南桑植突围，于1936年4月25日抵达丽江县石鼓镇，次日在75公里长的金沙江沿岸，全军18000多人马，用木船和木筏抢渡4天3夜，于29日胜利渡过奔腾咆哮的金沙江，到达中甸县金江区。这个区离中甸县城还隔着一座大雪山和几十公里的茫茫草原。贺龙总指挥深知，红军此去的中甸县城，雪山高耸，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给养困难。特别是这一带的藏族群众都信仰佛教，寺院林立，僧侣众多。如何取得寺院僧侣们对红军的理解和支持，是红军能否顺利通过中甸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关键。于是，贺龙总指挥经过调查研究，到群众中访问中甸县城情况，请来了通晓汉语、藏语，熟悉中甸县城情况，特别是噶丹·松赞林寺情况的藏族群众陆云鹤担任通司（翻译）。从此，陆云鹤与贺龙住则同室，行则并骑，朝夕相处，为红军提供了中甸县城许多重要情况。

1936年4月27日，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从金沙江边出发，向中甸县城挺进。可是，当前哨部队行进到雅哈雪山下的干岩房时，遭到了受国民党政府唆使的中甸县僧俗民团总指挥汪学鼎所带领的民团兵的堵截。汪学鼎在中甸县是一个拥兵自重、一呼百应的实力派人物，光藏族骑兵队就有500多人马，担任着国民党政府的中甸县民团大队长，兼有西康省防军司令部上校参军、民兵统领等多个头衔。在雅哈雪山战斗中，红军参谋长和10多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但红军严格执行对堵截红军的武装仅实行驱散的政策，把他们驱散后，胜利地翻过长征路上的第一座海拔4300米大雪山——雅哈雪山，越过茫茫的小中甸草原，到达中甸县城。此时有的穷苦藏族群众听到红军到来的消息后，举着香炉、捧着哈达列队欢迎红军。但也有藏族群众受国民党对红军的反动宣传而逃往山林。贺龙到县城后，在中心镇公堂（当地藏族群众称为独克宗细康）设立了军团指挥部。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土司头人和部分僧侣、群众逃到山上躲了起来。噶丹·松赞林寺僧侣知道汪学鼎带领的民团兵阻击红军败退，加之听信国民党对红军的反动宣传，心里很恐惧，故紧闭大门，不敢面见红军。面对这一情况，红军加强了宣传工作，贺龙会见了藏团、汉团、商界的代表，阐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宣布保护土司头人和寺庙僧侣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并强调红军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在贺龙召开会议的同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深入到群众中向广大藏族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张贴“红军是藏族群众的好朋友”“保护寺庙，尊重僧俗”“抗日救国、抗日讨蒋”等标语。听了红军的宣传后，受欺骗而外逃的群众陆续返回家园，许多人还帮助红军背水，加工粮食，推碾糌粑，帮助红军到附近村寨购买粮食。噶丹·松赞林寺僧侣们耳闻目睹红军的一举一动后十分感动。当时噶丹·松赞林寺的主持松谋活佛不在寺内，僧侣们商量后派人到红坡承恩寺请示松谋活佛：怎样对待红军？松谋活佛听后，明确地说：“给红军汉兵进行礼仪接待，不要因打仗而伤了和气。”尔后，松谋活佛同意八大老僧的意见：派出大中甸乡夏那古瓦（藏名孙诺培楚）带着懂得汉语的阿古吕等人代表噶丹·松赞林寺进城主动求见贺龙总指挥。贺龙得知噶丹·松赞林寺派来代表，心里十分高兴，把他们当成最尊贵的客人，到门口迎接。当代表们落座后，贺龙总指挥又给他们递烟上茶。贺龙说，红军路过中甸是为了北上抗日，队伍在中甸只是路过，作短暂休整和筹粮后，就向得荣、乡城进发。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尊重爱护各少数民族兄弟，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藏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院，保护僧侣生命财产不受侵犯……通司陆云鹤将贺龙的话原原本本地翻译给了噶丹·松赞林寺派来的代表。夏那古瓦听了贺龙总指挥的肺腑之言后，脸上露出了笑容，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他说，红军保护寺院，爱护僧侣，不拿藏族群众的一针一线，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军队，先前我对红军的担心是多余了。原来，夏那古瓦在未见贺龙前，一直提心吊胆，怕到红军指挥部后会有不测。为此，还向噶丹·松赞林寺提出过要求：如果出事了，家中老小今后的生活应由噶丹·松赞林寺负责。贺龙见他打消了顾虑，便对他说：“红军此去得荣、乡城，急需粮秣，请你转告噶丹·松赞林寺的活佛、老僧们，盼能帮助红军筹备粮草。夏那古瓦的恩德我一定牢记心里。”见面结束后，贺龙总指挥送代表们到门口，交给夏那古瓦一封致八大老僧的亲笔信。信是这样写的：

掌教八大老僧台鉴：

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归化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你们需急回寺院，照安大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可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支付。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贺龙

1936年4月29日

夏那古瓦回寺后，向八大老僧递交了贺龙的信件，谈了他见到贺龙等红军将领的情况，称赞红军纪律严明，爱护藏族群众，是一支天底下最好的军队。

5月1日，夏那古瓦等8名代表再次受噶丹·松赞林寺委派，牵着16头牦牛，驮着青稞、酥油、糌粑，手捧洁白的哈达，来到红军指挥部慰问红军指战员，告知噶丹·松赞林寺答应打开粮仓出售一部分青稞大米给红军，并邀请贺龙等将领莅临寺院观光。贺龙总指挥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寺院送来的礼物，并答应第二天就前去观光，还表扬夏那古瓦为红军做了件大好事，当即发给他一张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的委任状，请他帮红军办事。委任状是这样写的：

兹委任夏那古瓦同志为中甸城厢及附近乡区安抚和招徕全体军民，并与本军采办给养，仰我全体民众一体知照，至本军全体红色军人对夏那古瓦同志应加以保护和帮助，不得稍事非难，是为至要。

主席 贺龙

1936年5月

夏那古瓦接过委任状后，心情十分激动，一再表示感谢红军对他的关怀。

5月2日是个晴朗的日子，贺龙总指挥、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等红军领导率领红军40多人，骑马前往噶丹·松赞林寺观光。轻骑队伍还未到达，就远远地看见穿着绛红色袈裟的僧侣们，列队站在大门口热烈欢迎贺龙总指挥一行的到来。贺龙跳下马走到僧侣们中间，双手合十，祝愿僧侣们幸福吉祥，随后，徒步走入扎仓（大殿），代表全体红军指挥员庄重地将洁白的哈达举过头顶，敬献给噶丹·松赞林寺的活佛僧侣，寺院掌教的八大老僧也庄重地把哈达献给了贺龙总指挥。落座后，贺龙再次向八大老僧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宗旨。然后说：红军此去是为了抗日，到中甸只是路过，在这里作短暂的休整和筹集粮秣后，即开往得荣、乡城一带。八大老僧听后疑惧从心里排除了，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们纷纷表示：“我们误听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红军产生恐惧心里，不敢面见红军。经过夏那古瓦与贵军接触和我们的耳闻目睹，贵军确是一支天底下最好的队伍。红军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寺院秋毫无犯，对藏族群众和蔼可亲，是我们藏族群众可敬可信的朋友。贵军有什么需要寺里帮助的地方，我们定当效劳。”贺龙总指挥见会见的气氛十分融洽，便站起来双手合十，微笑着对八大老僧说：“此次红军进驻中甸，噶丹·松赞林寺对红军帮助很大，十分感谢！过几天部队就要开拔，一路急需粮秣，望能给红军筹些粮秣，所筹粮秣，红军当如数作价奉献大洋，务请寺院放心。”八大老僧听了贺龙的话后，当即表示愿为红军筹办粮秣。贺龙见他们真心诚意地拥护红军，当场以自己的名义将书写的“兴盛番族”锦幛一幅和一对精制的大瓷花瓶等礼物赠给噶丹·松赞林寺。

贺龙总指挥一行离开寺院时，八大老僧和一些僧众送客人到门口，祈祷红军一路平安。乡城康参的僧侣帕楚迪哇还特地送给贺龙一对视为高贵礼品的爪格达（藏族群众外出时装食物用品的褡裢，用皮精制而成，里面装满糌粑、红糖、盐、酥油、茶叶等东西），一对用银子镶嵌的木碗。

当天，根据噶丹·松赞林寺的请求，红军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派出红军到门口站岗警卫，下令所有红军战士，一律严禁入寺。为进一步让广大藏族群众了解红军、帮助红军，还在寺院门口、城区张贴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布告，希望沿途群众及僧侣各安其道；帮红军代买粮草，现金照付；故意障行者，从严法办。

贺龙从噶丹·松赞林寺观光回来的第二天，即5月3日，噶丹·松赞林寺打开寺院的3个仓库，背出2000多斗青稞（约3万多公斤）和一批牦牛肉、猪肉、粉丝、红糖等食物出售给红军。县城商家、僧俗、富户也陆续向红军出售了一些青稞、盐巴。据统计，红军在中甸一共筹粮10多万公斤，对红军北上抗日给予了有力支持。5月3日，贺龙离开中甸前，以中甸城军分会的名义，再次致噶丹·松赞林寺八大老僧信一封，希望噶丹·松赞林寺沿途帮助红军。经请示主持松谋活佛后，八大老僧对红军向导陆云鹤、张六斤、苗三元说：

你们即要随红军远行甘孜了，这是我们噶丹·松赞林寺大殿传递给甘孜寺院的联名信，现在交给你们。希望涉藏地区沿途寺院僧侣、百姓资助他们通行，万万不得为难处之。

噶丹松赞林寺八大老僧、主持松谋活佛顿首叩拜。

1936年5月4日

5日，噶丹·松赞林寺再次赠茶叶2驮、猪肉3驮、红糖2驮、盐1驮。红军均一一按市价以现金支付。

1936年5月7日，红军从中甸分两路向甘孜进发。二军团经上桥头于9日入驻得荣县城。六军团向乡城进军，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高的纳雅、白浪雪山，于13日进驻乡城县城。6月30日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离开中甸后，噶丹·松赞林寺把贺龙赠给他们的“兴盛番族”的锦幛妥善保管起来。夏那古瓦也把贺龙给他的委任状用两块板子夹住捆好，藏到了房梁上，等待着有一天举着去迎接回来的红军。

红军走了，中甸藏族群众日夜思念红军，他们深情地唱道：

何时雪山出太阳

何日草原格桑开

苦难的日月哪时尽

红军几时再回来

1950年5月10日，旭日东升，朝霞满天。当年路过中甸的红军回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率领部队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来到中甸。噶丹·松赞林寺的僧众和县城的藏族群众吹响长号，焚起檀香，手举哈达到南门外迎接金珠玛米。解放后不久，对红军作出过贡献的夏那古瓦，担任了中甸县大中甸区副区长，他作为云南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到西南多地参观期间，收到了贺龙同志从北京给他寄来的一张全身照片和一些书籍作为纪念。曾在噶丹·松赞林寺当过统领民团武装头领，在红军长征翻越雅哈雪山途中堵截红军的汪学鼎，党和政府不咎既往，摒弃前嫌，教育团结了他，并委任他担任中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3年他作为云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团长到达重庆时，贺龙亲自接见他，并亲切地回顾说：“我们长征过中甸时，归化寺和藏族群众对我们支持很大，帮我们筹集粮秣，归化寺还送给我一对皮口袋，里面装着红糖、茶叶等东西。”还说：“中甸风光很美，城外有一塘清水，我工作之余还常去那里走走。”贺龙继续说：“我们各民族要团结，团结得如同一个人一样，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红军长征中曾作过大贡献的松谋活佛，解放后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1957年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时，他被选为自治州州长。

岁月过得很快，如今的噶丹·松赞林寺，在党的关怀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雪山草原上，寺院雄伟壮观，僧侣们安居念经修行，是香客们朝拜的圣地，也是游客到香格里拉必访之地，寺院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人们亲切地叫它“小布达拉宫”。

岁月如梭，许多世事转瞬即逝，但是贺龙与噶丹·松赞林寺，与中甸藏族群众结下的情谊，就像滔滔金沙江水世世代代奔流不息，金珠玛米和藏族群众共同谱写的民族团结的颂歌将永远回荡在雪山草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