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翠堂 和吉昌

在维登读书

1979年，我进入维登中学初十三、十四班（两班合并）补习，1980年毕业后考入维西县一中高中部。在维登中学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经历的事却不少，那段时光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

1979年10月的一天，父亲对我说：“看来高中和师范都考不上了，是不是去维登中学补习一年？”当时我15岁，根本没什么主见，于是，父亲带着我找到维登中学的杨树昌老师。说明情况后，杨老师说：“下午你们去找班主任李兴宝老师，看看教室里还有没有位置。”就这样，我成了初十三、十四班的学生。

老师没有把我们这些补习生和正式生区分开来。座序的排列上，我和跟我一样个子较矮的同学被安排在前面，以至于那些高个子同学一直坐到了后门门口。全班60多名学生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可热闹了。一个月后，学校还为住校的补习生办理了购粮本，每个月可在粮管所或供销社购买到国家供应的粮食、香油和猪肉，对经济上相对困难的学生，每月还给予适当的助学金。学校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本应该珍惜，好好学习。然而，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同学调皮捣蛋，没有进入学习状态，不但自己学不好，还影响了其他同学。有一天下午，同学彭国华、彭联昌和我逃学到学校背后的“花果山”，还骗老师说我患感冒去找药，他俩陪我去医院。自以为骗术高明，内心暗自高兴。到了晚上，班主任李兴宝老师找到我，问我病情，我诚惶诚恐，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

维登的夏天酷暑难耐，但大多数学生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吃过中午饭后都到水沟边乘凉或玩耍，下午上课时个个无精打采、昏昏欲睡。班里学生多，老师也管不过来，只有一脸的无奈。由于供电不畅，学校晚自习大部分时间都用汽灯照明。下晚自习后，一部分同学会点上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自习。一部分则因酷热难耐相约到大门外的水沟里泡一会儿，再拿一些麦秆和艾蒿回宿舍熏蚊虫，然后倒头大睡。

那时候，班里除了个别同学穿戴整齐一些外，大部分同学一年到头总是那几件衣服。每个人都自己做饭，弄得手、脸甚至肚皮上到处烟灰尘土。所谓的“伙食”以吃饱为目标，谈不上质量。学校一个月放假两次，一次3天，不需要回家的同学利用这几天时间，上山捡一些柴火或者休整一下。现在想来，当时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每个同学都很快乐，眼神中充满了阳光。

一晃半年过去了，初三的大半时间也结束了，春节假期即将结束，初三年级提前收假，规定大年初六必须返回学校，初七开始上课。我居然把收假时间听错了，大年初五提前到了学校。村里在维登中学读初三的只有我，回家也来不及了。那晚，我一个人住进了空空荡荡、四处透风的宿舍，在澜沧江畔呼呼的风声中，带着疲惫和恐惧，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开学了，老师们开始用各种方式激励我们抓紧时间复习，全力以赴迎接中考。“软硬兼施”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我们考出好成绩！

转眼到了四月，所有课程都上完了，离中考的时间也不多了。这时，同学们才开始有紧迫感，抓紧看书学习。班里调皮捣蛋的同学一下子少了，学校还为我们组织了一些课外活动。有一次，学校组织班里的同学到富川山上砍竹子做扫把，赵亚林同学和我在山上与其他同学走散了，身上带的中午饭也吃完了，又冷又饿，太阳落山后才找到回校的路，天黑了才到学校，当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对于毕业生来说，五月应该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但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还经常逃学，晚上跑到附近的村子看电影或玩耍，将学习置之脑后。班主任李兴宝经常诙谐地告诫我们：“不想好好学习的人，我也不强迫你们了，反正毕业后回去修理地球也不需要多少知识，你们看着办吧！”其实，心里最着急的还是他。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毕业季。老师说：“考试一完，自己收拾行李回家，但愿将来个个都有出息……”当时条件所限，毕业班没有毕业照，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军用水壶，以资纪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