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程

离“小考”尚有百日，乡完全小学像往年一样举行“百日冲刺”大动员，毕业班的全体师生参加动员大会，校长作动员讲话，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主持动员大会。

校长在讲话行将结束时的“冲刺令”振聋发聩，直抵灵魂：“唯有拼搏才能考出好成绩，唯有好成绩才能改变命运！否则，你们就会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受穷。”校长的话音刚落，同学们就齐声高呼：“奋战一百天，考出好成绩！”

这一阵势就像部队出征前的誓师大会，庄严隆重，气势磅礴。

“校长，听了你的动员讲话，我有一点小小的看法。”会后，分管教育的副乡长跟校长交谈，“前几天，县里召开教育大会，要求学校要加强爱家乡，爱祖国教育。你的讲话似乎违背了这一精神。按照你的逻辑，考出好成绩的目的是离开贫穷的家乡，离开农村，过上好日子……”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领导！”校长显得有些激动，“家长把学生交给我们，最终目的就是要他们的孩子考出好成绩，考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赚到比他们父母多的钱，过上比他们父母好的日子。你去家访一下，听一听家长的心声，哪个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考出好成绩，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我们办教育就是要顺应群众的要求，满足群众的需求。更何况上级对我们学校的考核，哪年不把考试成绩纳入重中之重？谁敢说不要考试成绩！”

听了校长的话，分管教育的副乡长无言以对，悻悻然离开了学校。然而，“百日冲刺”动员大会后，“谁在卷、卷了谁”的疑问一直困扰着副乡长。

受困扰的岂止副乡长？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孩子牵扯着每个家长的心。

“高考其实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我们要在孩子身上舍得投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县城某机关上班的公务员小张的孩子到了上幼儿园年龄，他四处打听县城里各幼儿园的办园情况，通过认真分析研究，决定将孩子送到从入园那天开始就教读书写字、教数学的一家幼儿园。与此同时，小张还给他的孩子报了钢琴班和书画班。

“坚决杜绝幼儿园小学化！”对于这样的幼儿园，教育部是明令禁止的，但为什么还“涛声依旧”？有的教育专家高声呐喊：“这是在扼杀孩子的天性，是对孩子身心的无情摧残！”

遗憾的是，这种呐喊的声音却在“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惊涛骇浪中掩埋了。

“砸锅卖铁也要让娃娃到省城去读中学！”一位姓张的小老板掷地有声地说。这位小老板夫妻俩在乡下做土特产买卖，儿子到了上初中的年龄，夫妻俩不惜花重金将孩子送到省城去读书。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吃够了想读书而读不成书的苦头。现在日子好了，不能让孩子重吃我们的苦头，让他们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接受最好的教育，考上大学，吃上轻松饭！”

前不久，县教育局从省里请来专家为高三毕业班、初中毕业班教师“充电”。一位姓李的专家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比考试还好的选拔人才办法。高考就是指挥棒，我们要研究好这根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我们就把力气花在哪里。我们的模拟卷、复习资料都是围绕指挥棒编写的……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模拟考试卷和复习资料。”

专家的谆谆教导让参加培训的老师明白了一个道理：“考考考，教师的法宝。课内不行课外补，校内不行校外补。”

专家的谆谆教导形成“两个铺天盖地”和“两个毫不犹豫”：校外培训机构铺天盖地；教辅读物铺天盖地。毫不犹疑让孩子上培训机构“补”；毫不犹豫为孩子购买教辅读物、模拟考卷、复习资料。

对于“两个铺天盖地”之苦，家长刻骨铭心，但又无可奈何。

我们不说农村家庭，就拿县城里的工薪家庭来说“两个铺天盖地”之苦吧。老余是他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县城机关单位参加工作的公务员。他是父辈的骄傲，也是村里人的骄傲，更是村里人教育孩子的活教材。老余的爱人也在县城的一个机关单位工作，如今，夫妻俩都退休了，按月足额拿到退休金，收入不菲，照理说日子应该过得很舒心。然而，这些年来，老余一家人一点也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老余逢人就说：“我最苦恼的事就是娃娃大学毕业至今还没有考着工作。”老余说的“考着工作”指的是考上机关单位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了“考着工作”，老余一家确实“拼了”。中学，老余不惜花重金把孩子送到省城，一读就是6年。高考，孩子上了二本线，在省城读了4年大学。大学毕业后，连续参加了4次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都没有考中，连续考了4年、连续在省城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培训4年。孩子在省城学习生活了14年，花了老余120多万元。

有人问老余：“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老余答：“娃娃每次考试就跟被录取的竞争者差一两分，放弃了很可惜，不放弃还有一点希望。”

希望很圆满，但现实却很“骨感”。老余的希望有多大呢？近5年来，县里每年招录公务员10来个，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0来个，但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的人数每年都在3000人以上，加上不受户籍限制的考生，其竞争之激烈恰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尽管如此，看到一线希望的“老余们”依然义无反顾地跟孩子们一起在“考公”的路上拼搏。

县里举行就业工作会议，有识之士说：“大学生除了在体制内就业外，还可以通过自主创业或在企业就业。”

这话一点也不错，但现实又让这句话显得很尴尬。我们还是来听听“老余们”怎么说：“我的娃娃学工商管理学，到社会上去打拼用不上，县里的企业很少、很小，经营都不景气，每月就那么两三千块钱，在这样的企业上班娃娃不愿意，我们脸上也挂不住。”

这也许就是小县城的尴尬。在这里，当上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才算是体面的工作，人们称之为“上班”；在小企业工作不叫“上班”，人们将其叫做“打工”。于是，县城里积攒下了数以千计不愿意“打工”的大学生，他们或继续参加培训或干脆窝在家里啃老，自主创业就业的大学生可谓凤毛麟角。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就掀起了一场教育思想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焦点是实施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讨论的结果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应试教育之“卷”依然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

校长的动员讲话、公务员为孩子选择幼儿园、小老板为孩子选择中学……在真真切切的现实面前，副乡长的理论显得苍白无力，而那位校长的动员讲话却显得“无比正确”！

现实生活折射出人们的理念，人们的行为在改变着事物发展的走向。这种“无比正确”催生了“三涌一空”现象：农村资源往县城涌，县城资源往省城涌，省城资源往一线城市涌，出现大量“空壳村”。

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卷”的根源——“三涌”！

那么“三涌”错了吗？每当谈起这样的问题时总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是啊，在这个大道理面前任何辩驳都找不到“市场”！

这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第七套电视节目里有一个很好的公益广告：“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顺着这个公益广告，我们又把镜头回放到一个脱贫县的一次人代会上。有代表发言引起强烈共鸣：“我们县教育卫生落后，根子在人才培养滞后。近5年来，我们县没有招聘到一名‘985’毕业生，人才青黄不接情况很严重。”

这话有理有据：这个县本地送出去的“985”“211”大学生毕业后一个也没有回来，其他地方的“985”“211”大学毕业生一个也没有招进来。

这就是“三涌”之痛，而对“三涌”之痛感受最深的地方无疑是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