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一代通儒，尤以治史闻名，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史学地位毋庸置疑。而现行中国通史版本中，以一人之力，首尾贯通，且又自成体系者，钱穆《国史大纲》堪为个中翘楚。我现在正读的这本《中国通史》（天地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版），由钱穆的学生叶龙记录整理完成，书中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史情怀。

这本《中国通史》，有着钱穆的“自作主张”，不同于官方众手编纂，也不同于“戏说”式民间写史。它以“航拍”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文明，有着独一无二的钱氏“调性”，从字里行间能领略钱穆当时授课魔法般的吸引力。叶龙在序言中描述：“宾四师撰《国史大纲》之时，亦另编国史读本，供学生课堂外之阅读，读本凡得百万字……此书之于《国史大纲》，两者详略轻重，各有互补。”尽管本书并不是钱穆直接写出，而是由他的学生叶龙记录整理，但是书中讲述的内容还是大师所说，也完全得到了钱穆大师的真谛。

钱穆先生是深入人心的讲史者，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穆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当时，钱穆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尔后，钱穆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所幸，这第三度讲授底本，终被一个叫叶龙的学生给记录了下来。

钱穆先生讲历史，好转述史料，而不是直接引证。书里囊括了很多小“故事”，名人轶事、野史趣闻，不一而足；嬉笑怒骂，任性敢说，有着民间写史派的平易近人和泼辣风采。他说，讲道德的人亦可用手段，诸葛亮曾有借东风和空城计。周公用手段来完成道德的目的。周朝第一次封建是周武王，第二次封建是周公分封宗戚并兴灭国继绝世，于是周朝以德治天下，有八百年历史。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国历史是和平的历史。读西洋史，读罗马史并不好，没有味道，最好读周公的历史。”读钱先生课堂上的即兴发挥，犹如神来之笔，令人陶醉。

钱穆先生做学问的一贯主张是：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不能曲解，不可贻误后人。所以，每逢遇着时代大转变，而大家对某一类重要创作在意见上有重大分歧时，钱穆必定会作出明确的决断，并提出有力论证，使人信服。比如，他讲唐代之武功所以强大，其原因为：（一）因敌人并不强大，突厥之政治组织较匈奴松弛，故不可怕。（二）唐自南北朝以来，民族血统加入新的力量，五胡乱华后混入外族血统，成为新的民族。读之，感到钱穆的讲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生动好懂、符合大众口味的。但相较民间写史而言，钱穆通史无疑更专业。

钱穆先生讲史以“温情与敬意”著名，这部《中国通史》，依然满怀温情和敬意。它或许不是最完备的通史，但一定是最具情怀的中国史。它以“守旧”为支点，打开中西文化差异的缺口。他比较中西文化，说秦汉文化犹如教室四周悬挂的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像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他讲周武王灭商后，因年老而两年后崩。周武王并非要灭商，但商纣的政治太坏，乃是吊民伐罪，特来慰问民众，讨伐商朝。“此乃三千年前之事，如系欧洲人，便不会如此，可见中国民族是有文化的。英国人不够朋友，而是帝国主义，不肯归还香港。”

而今，放眼“中国通史”林林总总，戏说有之，过度个人化解读有之。钱穆版《中国通史》这一尘封多年的通史经典，必定为万象纷乱的读史热潮注入一股清流。钱穆先生高呼：“学术不熄，则民族不亡。”受这句话的启发，我认为倘若国人能够潜心挖掘和发扬国魂，即心存温情与敬意回首过去，更怀着信心与梦想展望未来，则国史不仅能免于断绝，更可以在不远的将来描绘出又一个辉煌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