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迪庆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十字路口。内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波及到了藏区。刚刚获得解放的穷苦人，也积极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而土司等反动上层则到处宣扬“制度照旧，安定时局”的主张，并威胁农奴说主人有“宰杀自己家养猪”的权利。受到恐吓的穷苦人不敢接近工作队的干部。于是，中甸县工委的干部职工便利用夜色的掩护给广大农奴做工作，让他们起来反抗，走出土司头人的家。不甘心失去统治地位的头人们组织叛乱，不时进行暗杀与驱赶工作组的活动。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民族慰问团带着新中国的祝福与希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毛主席，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慰问。

今天这段历史已鲜为人知，但在外婆阿宗的心里却是永远难以忘怀的温暖。记忆里，年幼的我伏在外婆膝上听她讲述那些过去的往事，外婆布满皱纹的脸上神情总是那么温馨、舒畅。那么多年里，她一遍一遍地讲着，我一遍一遍地听着。

那一年，慰问团用马驮着慰问品，从丽江出发，翻越雪山，走了半个多月，才到目的地德钦县城。他们的到来是一件盛大的事情，饱受了奴役和压迫的人们就像过节似的沉浸在欢快之中，他们知道慰问团是从遥远的地方首都北京毛主席身边来的，这又给了刚获得解放不久的人们一个惊喜，恰似春天般的温暖。

县里竭尽全能接待这些特殊的贵客。腾出当时县里最好的房子，一座砖瓦土木结构的县工委办公搂，搬来医院的木床，这就成了当时上好的“招待所”。并安排几位主要领导住进了便于保卫的县公安局院里的房子。高原的德钦蔬菜奇缺，于是派人徒步走了两天，到低海拔干暖谷地的永宗西当村买来青辣椒、梨子，还把村里仅长有的4个西瓜也给带了回来。各机关食堂凑出少有的好菜，热气腾腾地杀猪、宰羊。引来了镇里大人小孩围看不平凡的北京亲人，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情况。

外婆告诉我，那年永宗西当村的辣椒成熟的时候，就是慰问团到来的时节。那一年，她还很年轻，但担负起了接待北京亲人的重任。

慰问团的人员是由中央、省和丽江专区的领导、干部组成（当时迪庆尚未成立自治州，还由丽江专区代管），还带来了丽江歌舞团的演员，一共20多人。而后便在部队驻地大营房的院子里召开大会，宣读了来自北京的慰问电。

之后是给民族上层和寺院喇嘛赠送一箱箱的红糖、茶叶与一匹匹绸缎等慰问品。给全县60多名干部职工的是7样东西，即每人1个行军水壶、1枚铜制的有天安门城楼做装饰的毛主席像章、1顶蚊帐、1个挎包、1床油布、1双半筒雨鞋、1把雨伞。除了像章，所有的礼物或包装上都印有“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红色字样。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这些在当时算是时髦而又稀奇东西，得到的人无比自豪，令人羡慕不已，是一份极大的殊荣。

说到这里，外婆总会拿出珍藏了50多年，已经有些发黄的蚊帐来。帐顶已朽，重新换过，但帐帷还是原来的，上面清晰地印着那8个大字。

外婆仍然记得当时慰问团还演了三、四场戏。剧目有《白毛女》等。其中有一出戏叫《玉龙第三国》，讲的是一对恋人不堪忍受封建的包办婚姻，双双到玉龙第三国殉情自杀的故事。

慰问团到来时，像外婆这样的年轻人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从饥不果腹到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且得到毛主席党中央送来的礼物，这让他们感到无比幸福。为了纪念这次美丽的相逢，就算后来为了工作生活辗转各地，时光年复年日复日流逝，几十载光阴眨眼而过，外婆也一直保存着这顶仅剩的蚊帐。每次把它拿出来看，依然还是那么温暖与温馨，似乎看到了那激情燃烧的火样年华。

这些春的使者，让藏族人民不但感受到了中央政府和毛主席的关怀，还鼓舞了干部职工建设与保卫边疆的热情，大大地激励了当地藏族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而后的岁月，历经了民主改革，平息叛乱，有的同志在这西南边疆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到如今，经历过那次慰问并且还健在的人，都倍感荣幸与自豪，为自己能有安定富足的幸福生活，而百感交集。

流逝的岁月尘封了往日时光里的故事，留在字面上的只是流水账似的目录。翻阅那些鲜活的记忆时，才发现仍有那么多的精彩，至今依然能拨动我们的心弦。一顶蚊帐之所以让一个老人感动并记挂了60年，是因为只有像他们一样经历过旧社会，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叫新中国，什么叫翻身做主人，才会如此的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