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和饮茶，并称林语堂两大嗜好。他曾经戒烟，没有成功，写文章辩解。他总结的“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引发了无数吸烟者的共鸣。喝茶亦如是，他不仅身体力行，一样喜欢总结，上升为一种观念，一种生活态度，“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

他喜欢苏东坡，还写了一本书向他致敬，称赞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练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在苏东坡身上，林语堂完成了自己身上某些特质的投射：诗人、乐天派、作家、工程师、成瘾者、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嗜茶，抽烟，写散文，写小说，费尽心思发明打字机，发明牙膏，信仰自由。而这种投射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中，去信仰一种完美的人性，或者去塑造一种接近完美的人格。

苏东坡写过《叶嘉传》，将茶叶提高到“隐──仕──隐”循环的华夏物质精神的高度。林语堂写《苏东坡传》又何尝不是另一部《叶嘉传》。

林语堂比苏东坡更有优势的地方在于他能在中英双语中自由切换。在他的语境中，“诙谐爱开玩笑”可以换成另一个更简洁的词汇：幽默，这是林语堂对“humor”一词的中文表达。在生活中，他也不时展现幽默。在国外，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乡下，装美国水电气管子，请中国厨师，娶日本太太，找法国情人。在国内，林语堂说：“绅士的演讲，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这些契合人性的比喻，都能看出“三泡说”的影子。

有人说林语堂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虽然不免有弦外之音，却也道出了林语堂身处两种文化环境中的现实处境，当然，这也是他的一大优势。他崇尚儒家的中庸哲学，看重清朝人李密庵写的半字歌。林语堂说：“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林语堂还归纳出了烟、酒、茶的共性：

这三件事有几样共同的特质：第一，它们有助于我们的社交；第二，这几件东西不至于一吃就饱，可以在吃饭的中间随时吸饮；第三，都是可以藉嗅觉去享受的东西。它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极大，所以餐车之外另有吸烟车，饭店之外另有酒店和茶馆，至少在中国和英国，饮茶已经成为社交上一种不可少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