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不是类书，如果要分类的话，《四库全书》应属于丛书。

“丛”有聚集的意思，因此丛书就是指依照一定的原则，将原本单独流传的书籍编为一部大书，再题以总名，以便成套保存。中国丛书的编纂始自宋代，盛于明清。南宋末年编纂的《儒学警悟》、《百川学海》是公认的丛书之祖。明代丛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多种形态、不同内容的汇刻书籍。到了清朝，丛书编刊进入全盛时期。从朝廷官修巨帙的《四库全书》，到民间个人编撰的丛刊汇编，无论在质与量方面，都是超越以往的。

丛书与类书有共同点，都是直接取材于众书，并且以原貌呈现，不允许臆改乱篡。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丛书只是将多种著作编印在一起，原书各自独立；类书则是从各书中选抄材料，分类编次。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四库全书》。清乾隆年间，国力鼎盛，在致力“儒藏”的士人推动下，为保存文化典籍，乾隆皇帝决定修纂一部规模空前的丛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由皇六子统领，官员多达三百六十人：总裁于敏中，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总校官陆费墀，馆臣有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著名学者。这以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按征集、整理、抄写、校订四个步骤，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四库全书》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其名，列入“存目”。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据写定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约三万六千册；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共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以后，《四库全书》又经多次修订，并先后抄成七部，分别藏于北方四阁——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和南方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四库全书》伴随康乾盛世的余光，在宁静祥和中度过了半个多世纪。随后，饱经战火摧残，厄运接连不断。首先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是江南三阁。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国兵舰攻陷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损失了一部分。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打镇江金山，文宗阁与所藏《四库全书》全部被焚。太平军又进克扬州，文汇阁及所藏《四库全书》也被付之一炬。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文澜阁虽存而栋宇半圮，阁书星散。文澜阁《四库全书》后虽历经数次抄补，基本复原，但又屡经迁徙，今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北方四阁，首先遭殃的是文源阁《四库全书》。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被焚，文源阁《四库全书》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四库全书荟要》化为灰烬。文渊、文津和文溯三阁《四库全书》虽完好保存至今，但都已阁书分离。文渊阁《四库全书》1931年被运出故宫。先是全部运往上海，此后又辗转于重庆、南京等地，最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1914年迁至北京，后藏于京师图书馆。上世纪八十年代移至北京图书馆新馆。文溯阁《四库全书》曾在辛亥革命后一度运至北京故宫保和殿存放，1925年运回沈阳。1966年移交当时的“战备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收藏，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