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不仅紧紧抓住诸如发展教育、打击贪官、移民搬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同时也不放过文风建设方面的“细枝末节”。

《明史卷139》里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道奏折，要陈述的是五件事，却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一看到这密密麻麻的长篇奏文，朱元璋头都大了，便叫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奏章中说：“有才干的士人，几年来仅存的一百个中没有一两个，现在皇上信用的人，全是迂腐的儒生和平庸的官吏……”，朱元璋耐着性子听，但已经读到六千三百七十字时，还听不到一点具体的东西，而且“言多忤触”，于是龙颜大怒，未等折子念完，叫来茹太素当面责问：“你说迂腐俗吏究竟是指何人？”茹太素回答不出来。朱元璋更加生气，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茹太素打了一顿。

第二天，朱元璋的气消了，晚上又在宫中叫人继续读茹太素的折子。原来这份长达17000字的折子，写到16500字之后才进入正题。那500字就是他要报告的五件事的内容。而这五件事之中，竟有四件事是可行的，要马上办的。对此，朱元璋感慨地说：“茹太素要汇报的事，500字就够了，为什么要弄那么繁琐冗长的文字，使人不明其意呢？”

对于此事，朱元璋也明白是体制造成的，不应该把责任推在茹太素身上。因此，他先作了一番自我批评：“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随即出台了上书陈言的规定，“若官民有言者，许陈事实，不许繁文”，“虚词失实，朕甚厌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罪之！”把倡导务实的文风提高到了法律的层面，力度可谓不小。

朱元璋除了倡导务实的文风外，还积极改革公文的格式，使其更加适用。洪武十二年，立“案牍减烦式”，颁发各衙门执行，简化了公文程序，使公文更加明白好懂。

由于唐、宋以来的公文，不管是从上而下的制诰，还是从下而上的奏折，都用的是骈体文，铺陈夸张，华而不实。朱元璋说：“文章写得再好，但文字艰深，人家读了不懂，又有什么用？像诸葛亮的《出师表》，不曾雕琢文字，可是有内容，有感情，有血有肉，到现在读了还能让人感动，这才是真正的好文章。”他由此批评大臣们上的奏折：“颂美之辞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要求“今后笺文只令文章平实，勿以虚辞为美也。”

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骛之。在朱元璋的大力推动下，公文变得简洁朴实，通俗易懂，格式也规范了很多，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