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茶马古道与丽江，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是一个博大精深、难以数尽的永恒话题。虽然茶马古道存在了上千年，但它从一个学术名词到实体名词的历史，却只有二十年。到目前，学术界也普遍认为茶马古道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得以构建——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努力，仅仅是一些对茶马古道历史追忆与探索而已。

之所以要解开茶马古道与丽江、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这样一道谜，是因为茶马古道原本就是读译大西南文化、滇川藏文化、丽江与丽江古城历史文化的一道密码、一种脚注，离开了这道密码、这种脚注，很多东西就会说不清楚。

何谓“茶马古道”？著名的民族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中国西部有两条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一是今天的宁夏、甘肃一带的黄河上游走廊；二是今天的滇川藏地区的六江流域走廊，人们形象地把前者称为丝绸之路，把后者称为茶马古道。在地球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对于当今世界的人们“茶马古道”绝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西藏边疆游牧地区之间进行茶马贸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线，而已经在历史的沉淀中被赋予了更多更深的意义。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它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达到辉煌，并形成了密如蛛网的交通网络。在这些茶马古道中，又以下两条最为重要，也最为著名，一条是滇藏线：西双版纳—思茅—普洱—大理—丽江—中甸—德钦—邦达—林芝—拉萨；另一条是川藏线：雅安—沪定—康定—巴塘—昌都—洛隆—拉萨。这两条路线在拉萨或拉萨以东地区会合后继续南下，经江孜、亚东出境后入锡金、下印度，直达噶伦堡，并辐射到加尔各答以及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成为一条名符其实的国际贸易通道。如果把茶马古道看作是一条金丝线，那到一个个茶马重镇是金丝线上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二、茶马古道与茶马文化精神

（一）东巴《神路图》对研究茶马古道的启示

它是东巴卷轴画中最原始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巨制。在丽江旅游大潮的千呼万唤中，它从容地步出馆藏文物的深闺，以惊天地、泣鬼神之势，曾在丽江国际东巴艺术节盛会上，以及“东巴万神园”、“东巴王国”等景区中，感动和震撼了数十万中外游客的灵魂。它在纳西语中叫“恒日”，用以丧仪和超度亡灵仪式，因它旨在导引死者步入神灵之路，故谓之“神路图”，它是东巴绘画艺术节中杰出的煌煌巨作。它由百余幅片断组成连续画，结构大体分为三部分：33界神地、人间和18个鬼域。它由360多个人物、神、鬼，以及70余种奇禽异兽组成，整幅画面形态各异、生动逼真、活灵活现。它以连环式画面，经穿插其中的神话故事和教谕，反映了纳西先民的生命意识，这意识融汇了纳西族传统和受藏传佛教影响的生死观，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而亡灵会被18层鬼域和各种鬼怪所阻，只有通过东巴的超度引导，才能送达33界神地，使之受到神的庇佑。透过山重水复的人、神、鬼纱幕，它所表现的却是纳西人民追求幸福、追求光明的良好愿望，以及惩恶扬善、完善人生的伦理美学。

过去的它，只能在东巴“冷宫”的深深庭院中受尽寂寞煎熬，如今的它，却如众星捧月般回到了“人间”——搭上了现代喷绘、大型石雕的快车，来到了有阳光、空气、车马、人流的玉龙雪山下，任由游客去触摸、体验、感受。且不论其社会效益如何，仅以经济效益而论，有人就“评估”：“它至少为丽江旅游业赚回了数亿人民币”。 作为丽江国际东巴艺术节、“东巴万神园”、“东巴王国”的每一位亲历者、见证者，其画作为这些系列场面上的主题载体，看得多了，欣赏得也多了，也就从原来的一头雾水，逐步揣摸、探究出其中的不少奥妙、玄机。走进其境界，任何一个观赏者均变成了当局者，不但身临其境，心亦临其境。可以想到，人都有生死病老，人的生命实质也无时不在传递着“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的这一朴素哲理。正如“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的道理相仿，“死了但还活着”是因为思想还在，“活着但已经死了”是因为心先死，“哀大莫过于心死”，即使活得“有滋有味”，也不过是行尸走肉。《神路图》所描绘的“神路”，一方面也从“回归”、“魂归”这必由之路的艺术再现，既褒扬了人类对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渴求，也表达了对人的生命观所应有的那种博大的豁达与乐观精神——它所诠释的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对于生命观的人文精神特质，即生死轮回、生生不息的人类本真。

站在它前，它的大气浑然令人折服，它的荡气回肠令人感动，它的如泣如诉令人凝重，它的栩栩如生令人振奋，它的哀婉凄美令人深思，它的非此即彼令人清醒，它的冷峻庄严令人震撼。不仅仅为它所描绘的“33界神地、人间和18个鬼域”之古拙、率真而传神的艺术魅力，还因为很自然让人想到了另一条人间“神路”——一条贯穿于历史古今，绵延于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川藏“大三角”地带的丛林草莽之中的神秘古道，它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以传播人类文明、文化称著的“茶马古道”。

（二）马帮开创了天堂神路——茶马古道

公元前122年，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时所发现的“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其中一条从四川成都、西昌、木里、盐源经云南丽江，然后在大理与另一条道交汇，再经保山、德宏到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与“南方丝绸之路”紧密相连的，又有一条历史悠远绵长的滇藏贸易古道，史称“茶马古道”。它的走向由南向北，与“南丝绸”走向相反。它南起昆明、普洱、大理至丽江以丽江为中转站，再由两条路往西进入西藏。一条由丽江、中甸、德钦经四川巴塘、里塘到西藏，也可经四川西昌、康定、甘孜、德格到西藏、青海，史称“大北路”；另外一条从丽江经维西、康定、甘孜逆澜沧江而上进入西藏，然后远至缅甸、印度等国。

“茶马古道”不同于“南丝绸”的时通时阻，一出现便以“西南无战事”，始终保持了畅通。它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二战”中后期达到辉煌，并逐步形成了密如蛛网的交通网络。“茶马古道”一开始就由马帮开创，茶、马、古道、马锅头与赶马人，共同承载了千百年源远流长的茶马古道历史，今天，我们又一次回望茶马古道，迎面走来的是“生为人杰、死亦鬼雄”的马帮队伍；他们既是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汗水浇灌了这条震古铄今、名垂千秋的英雄“神路”。“神路”之神，在于一路上的险象环生、如履薄冰，谁也不知道此趟西行到底还能走多远；“神路”之神，在于一路上有待破译的“密码”太多，人和骡马的命运随时在“地狱”或“天堂”的入口处彷徨着、抗争着。首先是古道的凶险与艰难非常人所能想象，用“古道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藏行纪程》对古道如是描述：“巉岩怪石，无一步可以循阶石级者，用爬山虎攀藤附葛而上，马四蹄不能并立。毙者不计其数……”“无草无人烟，水声彻夜如雷，树木参天者，皆太古物也。”其环境之荒僻，路途之险峻，人马之难行，足见一斑；清代纳西族诗人牛焘的《走雪行》诗中也有“蜎行蠕动何蹒跚，附尾蹑踵鱼贯穿，跬步咫尺人鬼异，于斯寄命徒苟延”的感叹，这也是丽江到拉萨的路程不到1500公里，往返一次却需近半年的重要原因。“茶马古道”的藏区段，山高水急，高寒缺氧，天气变化无常，赶马生活的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和沿途的匪兽频繁等等，被人视为“险途”、“畏途”可见一斑。当时艰苦的生活和弱小民族求生存、图发展的心理铸就了纳西人坚韧不拔的意志，加上他们天生有一种既能适应低海拔，又能 适应高海拔的能力，于是他们和其它民族一道，开辟了古道，和藏族一样，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主力。纳西族诗人牛焘《走雪行》的诗句“从来雪地与冰天，浇不冷，热客肠”，正是这种真实的写照。

行走古道，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吃”的问题。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久负盛名的纳西风味小吃丽江粑粑，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茶马古道。杨金山先生曾在《“炕”好丽江粑粑》一文中描述道：“……丽江粑粑携带方便，如人们常说的‘云南十八怪，丽江粑粑摆不坏’，自然成为马帮的首选食品”。不论是丽江到昆明的18个马站，还是丽江到拉萨的80多个马站，马帮在出门前都要炕好一摞丽江粑粑做干粮，一路吃到目的地；当然也有不少人在风餐露宿途中现做现食，如锅盔粑粑、水焖粑粑、葱花粑粑、白炕粑粑。从家中带去的粑粑，一般采用本地的优质面粉，以水和面后加少许油、盐、葱花，在锅中炕到五六成熟后，又在炕洞的扁圆鹅卵石上文火烤熟。这种外脆内酥、色香味俱佳的粑粑，即使走到拉萨也不会馊。一路上的主食谱当然也离不开青稞炒面、酥油茶这一特色。从丽江出发的马帮，懂得以酥油、糌粑和牛羊肉为主食的藏族同胞“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唱道：“清晨起来先喝茶，天亮给马备鞍鞯”。他们自信：“只要有茶水、青稞炒面，就能在漫漫长途上继续奔走”。哪怕他们已经踏上的雪山古道山高坡陡，悬崖峭壁，猴子掉泪，老鹰难飞，河谷幽深，山路蜿蜒，望而生畏，也在所不辞。

马帮的行头装束也至关重要。踏上茶马古道长途运输之前，他们就要配备马鞍、辔头、藏袍、帐蓬、食品和枪支（自卫）。宣绍武先生在《茶马古道亲历记》一书中说：“纳西族的赴藏马帮，沿袭藏族马帮的组织形式。不仅马帮人员的配备、锅头（马帮首领）和腊都（藏语：赶马人）的服装、衣食习惯、甚至连马帮的装饰，从鞍鞯到使用的工具等，都与藏族马帮毫无二致，而且交际时都操一口流利的藏语。”由于纳西族马帮学藏语、讲藏语有着比其它民族更多的几乎是天生的优势，东巴经中“纳西、藏、白族是同父母所生的三兄弟”之说，在茶马运输长途的语言沟通无障碍中，得到了最直接的应证。其实，纳西、藏两个民族间的犬牙交错、密切往来从多方面的原因看，几乎也是与生俱来的：不但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亲属语言系统，而且滇西北与康藏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大同小异，崇山峻岭、冰雪严寒、瑶池洞府、碧流蜿蜒，加上历史上就因宗教、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需要等，而在上层之间、平民之间又结为姻亲，人员往来，宗教传布、茶马互市等络绎于途，形成了纳、藏两个民族间的可融性与共通性。

茶马运输长途凶险无常、生死难卜。马帮队伍的每一次出征，都意味着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仅从丽江至拉萨就有80多个马站，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对人、对骡马的体能、耐力等，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以及一次生命极限的挑战。首先是气候变化的捉摸不定，“一山有四季、一日有寒暑”的如影相随：刚刚还是风和日丽，忽然间来了一个炸雷，瓢泼大雨便不期而至；说春、秋、夏三季是火中烤、风中来、雨中穿、云中行、雾中钻，一点也不夸张，说冬季是“风刀霜剑严相逼”，也是恰如其分；然后是途中诸如匪患、兽扰，以及意外事故的突发等等，更是防不胜防。虽在夏天，他们一般绕道从石鼓、巨甸到塔城，到奔子栏，到德钦；或从武侯到鲁甸，到维西、叶枝，再到德钦，然而过溜筒江，再到西藏，有意回避中甸高原的“多有匪患”、“草尖刚露、不便放牧”等，但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事前所担心而防范的一些凶险。如骡马吃了有毒的植物需及时喂药解毒，马掌脱落了需及时换上新掌，驮子滑落了需及时纠正，与对头马帮狭路相逢需合理避让等；在每天启程上路时，都需遵守一套严格的必备程序等。夜间打野，要细心“安顿”好马骡；人宿处要昼夜烧上大火，一是驱除夜间寒气，二是防范野兽袭击。如这些凶险还属“意料之内”的话，另一种凶险就不好预测了。据1957年底参加过进藏平乱丽江马帮支前大队的杨炳文先生口述，其爷爷辈之“杨藏客”的弟兄七人中，有一人就在古道捐躯，有一人至今音信无踪，还有一人虽知活着也难寻真容；其父辈中也有人从事马帮运输，半路被抢劫一空无功而返的。他自己则响应国家号召，沿着 当年父辈的茶马古道足迹，毅然走上了支前的丽江马帮大队行列。一路上除与风霜雨雪、高山深谷为伍，还时遇土匪袭击。在与土匪交火中，常有战友、同伴倒下，但活着的依然誓死与马队、支前物资同呼吸、共命运；有时行进中牲口失蹄，人马坠下深谷，不见踪影；第二年天暖雪化时，半山腰树梢上依稀可见残缺不全的人马尸骨倒挂着，随古道季风在悲号、晃荡……来不及掩埋战友、同伴的尸体，也来不及揩干净自己身上的血渍、汗渍，他们又继续前行了。由香格里拉—尼西—大上江头，分4天行进；然而分两路人马过江，一路到四川得荣，一路直抵奔子栏东竹林准备到德钦县。面对湍急江流，人马要越过“天堑”只有靠“走钢丝”式的冒险。不知是大智若愚，还是急中生智。他们用4个汽车内胎绑上木板过江，并一举成功。此法比起洛克旧照片中的“溜索过江”、“革囊渡江”，也算是一大历史的进步。途中他们也遇过七天七夜大雪封山，人马困顿于大山两头之事；最头疼的是夏、秋两季山洪、泥石流的威胁，连军用汽车也常常望而却步。当军用汽车到了藏区后，藏民感到很惊奇，都说这么大的家伙力气这样大，吃饭的胃口一定不小，于是各自从家里拿来马料、干草堆在马路上喂汽车，当他们打听到汽车是喂汽油而不能喂马料、干草后，才又各自带回家去。如果说这一次的马帮大队支前多少增添了些许现代运输色彩，那么“二战”中后期时的茶马古道，不但无半点现代色彩可言，而且在极其原始、困难的条件下搭上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悲壮色彩；由于那时内地、香港、缅甸相继被日本占领，要靠一种现代化的运输手段去完成陆上交通的对外联系，可能性几乎为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