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议卡瓦格博藏文碑

●杨增适

1991年8月，新闻媒体公布了一条来自迪庆文化部门的消息：在德钦县梅里雪山发现一块藏文石碑，并按碑文内容定名为“建立康区绒赞卡瓦格博上乐圣地石碑”（简称“卡瓦格博石碑”）。经藏学专家分析研究，认为立碑时间是公元1461年，即碑文落款“绕迥铁蛇年”（明天顺五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云南藏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藏文碑刻，被藏学界视为研究这一地区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珍贵文献资料，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谈到卡瓦格博石碑的发现者、抄录者，人们怎会忘记一位热心于家乡藏传佛教文化研究，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的“编外学者”——南佐琼萨·仁钦多吉先生。

仁钦多吉先生出生在梅里雪山峡谷深处德钦县云岭乡南佐村，因邻近康区名寺噶丹羊八景林寺（红坡寺），少年时有机会接触宗教文化，并习修藏文。他先后担任过生产队会计、乡支部书记、乡党委书记、迪庆州藏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在职期间，凭自幼掌握的佛学知识和深厚的藏文功底，1999与祁继先先生合作编译出版《雪山圣地卡瓦格博》（藏汉双语对照本），2007年以后陆续编写出版藏文版《卡瓦格博礼赞》和编写《红坡寺志》。2001年，退休返回原籍的仁钦多吉自筹资金在家乡建立了迪庆州第一家民间博物馆——卡瓦格博博物馆。由于对藏族宗教文化研究作出贡献，曾先后荣获文化部、国家民委等四个部门的奖励。如今，年逾古稀的仁钦多吉先生并未赋闲，仍在藏文古籍的瀚海里潜游，他的执着、他的成功，受到社会的公认、乡亲们的称赞。

1991年夏秋之交，仁钦多吉先生专程赶到梅里山区，根据当地乡人的提示，在卡瓦格博峰下东侧寻找到一块“圣碑”。可惜碑已断为数块，破损严重，经认真拼凑，基本复原。经过仔细辨认字迹，抄录并赠送到有关单位鉴定，定名为“建立康区绒赞卡瓦格博上乐圣地石碑”。

受迪庆州文化、史志部门委托，回独克宗探亲的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藏学专家徐丽华先生将碑文译为汉文。

       碑文内容

       法王皇帝圣旨

       赐与噶玛农布

       建立康区绒赞卡瓦格博上乐圣地

       供侍属地和宫室

在此末劫浊世之时，由于八难①常使众生受苦，因而处于艰难可怕的境地。为消此难而建立念修度母②之所。同时特别为消除从投生到世世代代中的八难和业障③而建。

僧侣民众和寺院属地，要不分亲疏高低，时时刻刻都不间断地念修和供奉，年月日之疾苦，将有消除之时。另萨（萨迦派）格（格鲁派）等教派的班智达④及僧伽⑤在此念修，供奉一昼即奖有一月之功德。要树立和皈依自己的本尊⑥度母，并尽力供奉，丰富圆满。绕迥擦巴铁阴蛇年三月吉日

译文未作注释，读来意有不明，试加注如下：

       ①八难：又作“八怖畏”。谓狮子难、象难、火难、蛇难、水难、牢狱难、贼难和非人难。

       ②度母：藏语“卓玛”。佛经曰：度母系无量佛之化身，专门救治人间苦难，共为21相，以颜色区分，如白度母（卓嘎）、绿度母（卓江）、黄度母（卓色）等等。

       ③业障：“业”佛教指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业障”，五无间诸重恶业。

       ④班智达：梵语，原指圣明的学者，泛指公认的大学者。

       ⑤僧伽：意为“大众”，佛教徒组成的团体，即“僧伽”，至少必须有4人以上。赵补初先生有形象比喻：一个兵士不能称军，只能称军人。按这个道理，一个僧人不能称“僧伽”。

       ⑥本尊：修密法者所依奉的主神，也可理解为主要信奉的神。

碑文内容可归纳为三点：一、明廷下旨，要僧俗官员发誓拥护噶玛农布建立噶玛噶举派的“卡瓦格博上乐圣地”；二、卡瓦格博地区的僧俗官员要供奉圣地并做佛事；三、允许萨迦派和格鲁派高僧及普通僧团在此地供奉、念修。

立碑时间

“绕迥擦巴铁蛇年”，应该分为三个概念才能表述清楚。

“绕迥”，为藏族历法纪年，以60年为一“绕迥”，与汉族60年为一甲子近似。藏历第一绕迥为公元1027——1086年，即天圣至天佑年间。依此类推，“卡瓦格博石碑”立碑时间当在第八绕迥（1447—1506）的铁蛇年。为何如此界定，因有石碑上官印为证，容待后述。

“擦巴”二字无考。仁钦多吉先生认为，碑文残破，字迹模糊，又似“习巴”。

石碑上方镌刻有一枚“圣称四川左布政之印”9个篆字汉文印记。“左布政”系明朝官职，始设于洪武年间（1368——1399）。“布政”即布政司，“左布政”为布政司最高领导。“布政司”长官称为布政使，设左、右各一人，以左为正、右为副，统管一省之政。史籍称“正统（1436）之后布政使无”，这只是粗略估计，与事实不符。正统之后，有史载“天顺五年，命四川布政司出榜招商于松潘等处。”可见正统之后一段时间（景泰、天顺）布政使官职犹存，并还在管理藏务，如藏族僧人朝贡、拨给西藏茶叶、招商等，均属布政使管理。布政使仍有权上接天子旨谕，下以官职官名代表朝廷传旨立碑。“卡瓦格博石碑” 的立碑者正是这一时期（铁蛇年，即公元1461年）的四川左布政。

铁蛇年中，正德十六年（1521）应视为与立碑时间无关：此时“布政使更虚有方面官之名，逐步变为督（总督）、抚（巡抚）之直接下属。”既然布政使已无权理政、也就不可能代替朝廷转发旨谕和树碑立传了。还有万历九年（1581）为第十一绕迥铁蛇年，此时布政使官职已不复存在，故可认定不是立碑时间。至于崇祯十四年（1641）更不是碑文中的铁蛇年，此时明王朝政权行将崩溃，已无力顾及边事，更无布政使官职。

结论：“卡瓦格博石碑”立碑时间是明天顺五年，即公元1461年。

关于“绒赞卡瓦格博”

“绒赞”，藏语直译“河谷地带的赞神”。“赞”者，凶恶之神也。指藏族传统原始宗教——苯教的凶暴神。梅里雪山下永宗西当一带峡谷地区，古时称“绒”（绒地），是典型的河谷地带。传说卡瓦格博原是九头十八臂的煞神，皈依佛教后，守护绒地，福荫雪域。“卡瓦格博”当地藏语方言直译为“洁白的雪”，“白雪”与神圣有关，故民间尊卡瓦格博为“雪山之神”。山神是神山外化的人格化神灵，反过来神山成了山神的领地。在山神领地里生活的一切生灵，受到山神庇护，被视为山神的子民。如前所述，早在苯教流传时代，山神居住的神山遍布藏域，卡瓦格博已是著名的21位居士山神之一居住地，名称“绒赞岗”。“岗”为雪，与“卡瓦格博”其意相同。大约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迪庆后，先是宁玛派祖师莲花生将其降服，并为其灌顶加持，封为保护神，从此苯教神祗自然融入佛教中。后来噶玛噶举派第二代祖师噶玛拔希（1204——1283）云游至此，称绒赞卡瓦格博为“一切智慧和世间的宫殿，”并著《卡瓦格博路书》（朝山祈文，据传每诵完13次等于转一次卡瓦格博）。第三代祖师让迥多吉（1284——1339）到达此地，亦著《卡瓦格博神迹志》在民间广为传诵。从此，神山更是盛名远播，成为噶举派“僧侣民众和寺院属地，要不分亲疏高低，时时刻刻都不间断的念修和供奉”的上乐圣地。十六世纪末，格鲁派传入，绒赞卡瓦格博被列为八大神山之一，成为多、康、岭（泛指青海、西藏及川、滇藏区）众生绕匝礼拜的吉祥福地。历史上，多少神山易主，卡瓦格博至尊至贵的地位从未改变。

石碑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碑文开篇明确表示“法王皇帝圣旨赐与噶玛农布”，反映了明王朝对噶玛噶举派势力的特殊待遇。明朝在藏区共封大法王3位，普通法王5位。大法王中最高者为“大宝法王”，而受封者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1384—1415），普通法王中就有三位是该派的活佛高僧。这大小四位法王，是在不到十年间（1406—1413）由成祖帝册封的。明开国之初，虽确立以“多封众建”治边，但从对噶玛噶举派的册封一事，可看出朝廷对该派的推崇和支持是大于其他教派的。正因为此，碑中才另列“萨、格等教派的班智达及僧伽在此念修，供奉一日也将有一月之功德利益”等语，显见其地位不能与噶玛噶举派并列。明王朝实际把卡瓦格博地区划归为噶玛噶举派的供养地，这为研究噶玛噶举派在这一地区发展迅猛的原因，提供了可靠依据。

滇西北地区自古多民族杂居，彼此交往频繁，文化的互补也很密切。从吐蕃王朝统治这一地区始，便留下一些藏文碑刻。如1992年在丽江格子发现的藏文碑，为吐蕃神川都督府为当地酋长龙腊塔立的墓碑，距今已越1300年。又如，雕凿于南诏后期至大理国时期的剑川石钟山石窟中，有一则藏文题刻和两处藏文题记。明代鹤庆土官高氏府衙立有一块石碑，当地称“古宗碑”……这些藏文古碑，题刻内容虽涉及宗教，仅只言片语。“卡瓦格博石碑”是云南藏传佛教僧人与明朝直接发生关系的最早见证，也是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的碑记。为此，当属在云南迄今发现最早的藏文宗教文献。时至今日，尽管许多宗教事象已失去了原来内核，但在民间文化领域和蓬勃兴起的旅游业中，仍具有生机与活力。如此说来，研究“卡瓦格博石碑”，不仅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