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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2017年09月25日 09:47       【 】 【收藏】 【打印

父亲去世已三年多,但我感觉他并未远离,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一切仿佛只是昨天。

父亲称得上是真正的“严父”,他虽然是不识字的农民,但在家庭教育上很重视言传身教。从我记事起,父亲经常要召开家庭会,不厌其烦地训教大家:做事为人,勤谨是第一重要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如同家门前的金沙江水一般滔滔不绝。很多人听过一些,就都有事先后走了,我先是听得津津有味,等听得累了,成为唯一听众没法走了。听众骤减,父亲的兴致大打折扣,很快也就结束了家庭会。自始至终听下来,常常感到神疲力乏。我如今的拙于言辞,也许是由此导致,因为通过父亲我认识到:道理摆在那儿,冗长的阐释并不能使它更加增色。

父亲当然不这样认为,他的意思是多少道理就是通过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他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是很满意的。据说,父亲因为不识字,要求入党时有人反对:连入党申请书也不会写的人,怎么入党呢!他不服,要求用口头表达来代替书写,让大家评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不是已经达到要求。结果是父亲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只是20岁出头的青年。记忆中,父亲每讲到这件事,脸上就洋溢着一种特别的神采。我的心里暗暗奇怪:入党是啥事呢,让父亲如此勇往直前。我不敢问他,因为我的刨根问底曾让他大为光火:“‘说话香嘴’,晓不得啊?”好像言谈更多是让说者得到愉悦,质疑和打扰正说到兴头上的人是不对的。

我入党时都快30岁了,接到通知去工委谈话那天,我的两位老领导担心我能否顺利通过。他们的担心虽然没有变成现实,但听到这个情况后,我很惭愧,意识到自己没有父亲那种语言表达的能力,真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父亲不仅能说,做事也毫不含糊。他20岁当上村里的小队长,据说那时因为民风懒散,我们村因懒和穷已远近闻名。父亲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面貌。记忆中,每天天还不亮,父亲把家人叫醒后,就吹响口哨,一家家去敲门叫人起床。母亲生病的时候多,很多时候等我们迷迷糊糊起来,天还没大亮,父亲已跑完整个队,正手脚麻利地喂猪,然后就去出早工了。劳作一天,父亲晚饭之后还要组织出晚工,深夜才休息。很多时候,晚工结束后他也不休息,还要做放田水、夜间值守这些活。他会带上一床毯子,太困了就在田边地头凑合着休息一下,每天差不多就睡三四个小时。

据说村里情况就这样慢慢好转了,即使是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那里也没有像周边社里的群众一样挨饿。父亲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他这队长一干就是20多年。这当中,曾有人提出要改选,并且也成功改选了,但是新当选的队长管理不得法,一两年后,大家要求还是由父亲来当队长。

父亲有同情心,有志气。他没成家时,奶奶身体还好,他的几个妹妹还未出嫁,一家全是强劳动力。他看有些人家孩子多劳动力少,提出采用按人头分配的方法,大家都同意。等他成家后,他的妹妹们也都出嫁了,我们姐妹兄弟先后出生,奶奶老去,妈妈身体不好,家里八个人,只有父亲一个壮劳力。这时有人提出要按劳动计工分分配,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还是开会讨论后通过了。这样,每到年底,我们家都不能分红,年年当“倒刮户”。开春之后,父亲就赶上马车,外出找朋友借些粮拉回来。他从不叫苦,我们也没意识到我们家与能分红的人家有什么区别。

有一天早上,父亲巡查回来,悄悄对妈妈说看见某大叔蹲在地里偷粮食,他装没见走开了。他对母亲说某大叔家缺劳力,不够吃,就让他拿一点去吧。父亲说的那个大叔,看上去是个老实可怜的人。我做出不关心大人谈话的样子,但心里觉得父亲这样灵活处事,为别人着想是对的。

直到土地承包到户之前,农村情况有点好转了,父亲才不再当队长。土地下放,父亲干劲更大了,他开始筹划着要当“万斤户”、“万元户”。家里仍然只有父亲一个强劳力,我们又一直读书,他的这两个理想都没能实现。

这时候,父亲改变全力种粮的做法,种了一些树,还盖厂房,砌窑烧砖瓦卖,我们也就更加辛苦。砖瓦场里的劳动村里同龄的女孩子几乎没有能承受得住的。记得有朋友过来帮忙一天,她妈妈说放工后看到女儿的双手,心疼得用热酥油揉了一晚上。

我那勤谨的父亲,难免推己及人,给了我们一个缺睡缺玩的童年——每天晚睡早起,没完没了地面对各种活计。再小的孩子都有适合他做的事,扫地、撵鸡、放牛、放猪,或是在晒粮场上和庄稼地里赶鸟雀。大一点就学做饭、喂牲口,最初的时候,做饭要爬上高高的灶台去端放锅具。随着人长高,灶台才“变矮”了。上学后,一放学就要赶忙回家割猪食,小伙伴多,免不了偷玩一阵,玩煮饭过家家还好,一玩起扑克牌,感觉只一转眼天就黄昏了,都看不清庄稼还是猪食了才一阵手忙脚乱地往篮子里塞。天黑尽了回到家门口,不会忘记要把篮子里的猪食抖蓬松,眼看着撑满篮子才敢进门。有时候会蒙混过去,有时候父亲会黑着脸伸手往篮子里一按,一篮草就会呼地“坐”到篮子底上,那样我们就会挨打,或者面临开始一场家庭训教会。那以后,慢慢就不玩牌了。

秋天,我们要早早起来,点了火把去捡核桃,核桃挂树上是集体的,但掉落的谁捡了归谁。秋收之后,要早起砍柴。背着柴翻过名叫“牛角”的山包,如果见太阳已升起来,心里就无比懊丧,回到家必然早过了上学时间。姐姐放下篮子还去学校,我怕批评就不敢去了,只好忍痛逃学一天,在家干活。

记得土地下放后,情况快速好转,父亲就更硬气地对我们讲:好好读书,只要勤谨,读到哪里我都供!有一两年,父亲开始喝点酒、抽点烟,但很快又戒了,因为他担心这会影响他当“万元户”,也影响孩子们上学。

我上高二那年暑假,父亲决定不请工,带着二姐我俩薅苞谷,父女三人最终一锄一锄薅完了家里十多亩的苞谷。一起长大的同伴们,这时正以苞谷粒为赌资学打麻将,开心地玩到深夜。父亲不许我们玩扑克牌,对麻将更是深恶痛绝。况且我们在家除了干农活,几乎没有时间看书学习,自然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出去玩了。

一个晚上,姐姐听到父亲在对奶奶说:唉,请不到工,可怜这两姊妹了……

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他心里肯定是很欣慰的:我们一直坚持好好读书,也不逃避沉重的农活,没沾染什么坏习气。他所要求的勤谨这个好习惯,已经在我们身上形成了。(彭正媛)


(编辑:黄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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