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庆首任州长松谋活佛的传奇人生

第六章“还是共产党好！”

是非本来就清楚，如果相混，只有智者才能明辩；水奶本来就分明，如果相融，只有水鸭才能分开。 ——藏族格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于1945年8月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紧接着，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国共两党进行了最后的决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社会的大变迁震憾着包括中甸高原在内的每一个地方。

    1948年至1949年，正是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大转折关头，松谋·昂旺洛桑·丹增嘉措活佛也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这一时期，活佛除了进行正常的佛事活动外，还非常关心时事政治，多方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松谋活佛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在高原上的横征暴敛和国民党内部的腐败。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当年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步步壮大起来，代表的是天下穷苦人的利益，深受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当年的红军——如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打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松谋活佛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凭着对中国工农红军的了解，直觉告诉他：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回，中国的天下非共产党莫属。

    虽然当时社会上对共产党还存有很多的流言蜚语，比如有人说：共产党的到来，对宗教是极大的灾难，寺庙经堂都要被烧毁，宗教人士都要遭到杀戮……对这些谣言，松谋活佛不以为然。他对中甸高原、对藏族同胞、对祖国始终不渝的挚爱和留恋，促使他毅然决然坚持留在中甸高原，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松谋活佛作为松赞林寺的第一大活佛，在滇康、滇藏接壤一带的宗教界及上层土司头人中颇有名望。他的这一选择在康区影响很大，也使他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一段蓬勃向上，尤其是民族团结，宗教兴旺的新生岁月……

    松谋活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忠实信徒，他心地善良、潜心修佛、钻研藏医，为群众医治疑难病症，深得中甸及附近地区人民群众的爱戴。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里，中甸地区少数上层土司头人专横跋扈、互相残杀，闹得民不聊生，社会处于动乱时期。在这样的岁月里，尽管松谋活佛总是时时为地方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但社会的混乱局面无法得到彻底改观。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当地土司头人中的实力派人物——汪学鼎。

    汪学鼎本是松赞林寺的僧人，是松谋活佛的弟子。他为什么最后成为不听活佛旨意的中甸实力派人物呢？

    汪学鼎出生于贫寒家庭，10岁便出家到松赞林寺当僧人，后进藏到拉萨色拉寺学经深造。学成返回松赞林寺后，他在东旺康参相继担任管事、念瓦、古瓦、格根等职。由于汪学鼎平时为人处事聪明能干，足智多谋，在松赞林寺的僧众中出类拔萃，逐渐有了一定的威望。因时局动荡，匪患猖獗，为了保护寺院，松赞林寺也组织了部分僧侣武装，与地方民团共同防御土匪侵扰，汪学鼎被八大老僧公推为百长，开始在地方事务中崭露头角。1923年，汪学鼎被委任为团防副指挥。从此，汪学鼎变成一个有权有势、利欲熏心、横行霸道、个人欲望膨胀的人，最后滑向不搞佛事活动，专门去管理地方民团武装，从事打冤家、暗杀、抢掠等有违佛教教义的勾当，汪家也从此富裕起来。

    1944年，汪学鼎派人暗杀了夏庚念瓦，松谋活佛得知后非常气愤。一天早上，松谋活佛骑着马来到县城汪学鼎住宿的刘营官家，一见到汪学鼎便纳头跪拜，说：“你现在很了不起，连夏庚念瓦也被你杀了，不知哪一天来杀我？”汪学鼎被松谋活佛的举动吓傻了眼，正准备跪下磕头，松谋活佛则一甩袈裟，头也不回地走了。汪学鼎跌坐在地，半天也回不过神来——活佛竟然向他下跪，而他居然连回跪的机会也没有。

    中甸大寺法纪严明，学习风气很浓，那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有学问的僧人，高僧云集，最多时寺里有过33位活佛、高僧和格西。杀人放火是违背佛教教义的行为，对汪学鼎的所作所为松谋活佛很反感，寺院的活佛、僧众也有很大的意见。松谋活佛曾几次打算召集“堪扎会议”，将汪学鼎从僧人名册里除名。作为寺里三位学识极高的高僧大德之一的东旺白中格西当时就强烈提出要开除汪学鼎的僧籍。他说：“要根治寺院里弄枪舞刀的恶习，就必须从上层开刀，杀一儆百。”后来，寺院召开“堪扎会议”，在讨论开除汪学鼎僧籍问题时发生了争论，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7年，汪学鼎在“春云会议”上说：“我一生做了许多僧人不该做的事，现在是要去佛地赎罪了。”当时，人们以为汪学鼎从今往后不再参与政治了，但是，汪学鼎去了圣城拉萨也静不下心来，生怕中甸局势有什么变动，对自己不利。在拉萨住了一年后，1948年，他又回到了中甸，仍然担任民团总指挥。

    当时，中共云南省委对中甸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争取团结上层，争取和平解放，于党于中甸人民更为有利。1949年9月，中共滇西北工委派王以中、李烈三等人到中甸，准备做松赞林寺和汪学鼎的争取工作。适逢汪学鼎刚好被国民党住大理军长余建勋用省主席卢汉的名义，委任为云南藏区武装总指挥官和中甸县副县长。汪学鼎春风得意，扬言“卢汉主席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并密谋策划了“菁口事件”，杀害李烈三、和承宗等共产党谈判代表团成员。

    12月，汪学鼎奉余建勋之命，召集中甸、德钦、维西三地的土司及寺院武装，准备进攻丽江、维西、兰坪等解放区，强令松赞林寺出兵。一向不管俗务的松谋活佛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出来说：“国民党连南京都已经丢了，共产党肯定是要坐天下的。我们跟红军有过一段交情，彼此还是朋友，怎么能打呢？”活佛为众生利益着想，再三劝阻汪学鼎不要跟共产党作对，不要去扰乱民众的生活。但是，汪学鼎根本听不进去活佛说的话，他说：“红汉人只是穷人的朋友，前次他们为了过路，假惺惺地跟我们富人搭搭话，他们坐天下不会有我们的好日子的。中甸这个地方，国民党进不来，共产党也休想进来。”见汪学鼎不听，松谋活佛又卜了一卦，示凶，再次劝阻汪学鼎，但汪学鼎依然我行我素。

    不杀生是佛教“五戒”中的首戒，松谋活佛对杀生深恶痛绝，在劝告未果后，他忍无可忍，愤然离开松赞林寺，前往五境吉仁“日春”里闭关静修。汪学鼎凌驾于松谋活佛之上，擅权在小中甸向寺院和各千总派兵，亲自率民团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抢掠，致使金沙江两岸及维西等地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惨重损失，加剧了民族间、地区间新的隔阂。后来，在进攻石鼓时，汪学鼎一行遭到边纵七支队的顽强阻击，遂仓皇退回中甸。

    松谋活佛虽然人在吉仁，心却向着中甸，满脑子想的都是松赞林寺的前途和中甸群众的安危。共产党、解放军来了，寺院的“皇粮”供应能否得到保障？中甸的解放是毋庸置疑的了，共产党会在和平与战争中会选择何种方式呢？共产党能宽容汪学鼎这样沾满红军、革命干部以及人民鲜血的实力派人物吗？中甸二十三员官的旧制还能保存下来吗？……这一系列的问题萦绕在松谋活佛的脑海里，使他昼夜寝食不安。他的希望是：共产党能和平解决中甸问题，最好不动刀枪，众生免遭生灵涂炭；寺院的供应能够一如既往；旧官员的职位能够保持；对汪学鼎这样的人物能够宽容。他的“恰最”（管家）阿尼洛桑和身边的几个侍从看着松谋活佛一天天消瘦下去，心里很着急，但也束手无策。

    有一天，松谋活佛把阿尼洛桑和几个僧人叫到静室里，想听听他们对局势的看法。几个僧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自己的想法。

    阿尼洛桑说：“社会上都在传共产党和金珠玛米就是过去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如果真是红军那样的军队就好了，他们不仅对老百姓好，而且对寺庙也秋毫无犯啊！”

    中年侍从曲扎说：“阿尼啦，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红军是被逼无奈的。现在共产党今非昔比，它领导的金珠玛米天下无敌。国民党是汉人，共产党也是汉人，会有多大区别？说不准共产党也跟国民党一样欺压老百姓，欺压少数民族呢！”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可是，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政党，两个党的主张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共产党真正能做到它所讲的‘人人平等，民族平等’，那可是穷苦百姓的福音啊，这跟我们出家人追求的‘普度众生’是一样的。”阿尼洛桑又说。

    松谋活佛一边听着他们的议论，一边陷入了沉思。没一会儿，他突然问道：“你们觉得共产党对汪学鼎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对上层土司头人和活佛们会怎么样？”

    顿时静室里一片沉静。过了一会儿，曲扎说：“阿格汪学鼎身上不仅有老百姓的血债，而且有红军和共产党干部的血债，依我看，他这次是凶多吉少，会枪毙了吧？”

    年轻的侍从奔卓说：“那天我在独克宗听别人议论说，共产党在内地把地主、土豪劣绅都被抓起来，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把他们的土地、房屋、粮食统统分给了穷人，估计他们在我们这里也会执行这种政策吧。我觉得，让穷人们吃饱饭、穿暖衣，也是好的呀！”

    ……

    松谋活佛仔细地听着他们的议论，随后神情凝重地说道：“从我们接触过的红军和这几年从内地传来的消息看，共产党好像真的跟国民党有区别，跟阿尼格桑说的一样，两个不同的政党，会有不同的主张。我看共产党和金珠玛米讲‘为人民服务’，是有慈悲之心的。共产党心里有众生，为众生谋利益，这和我们的佛法并不矛盾，我想他们是不会乱来的。”

    1950年4月底，驻扎在丽江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师接到上级命令，分东、南两路分别进入中甸。进驻中甸之初，在国民党特务的挑唆下，尽管个别上层土司头人不明真相，对金珠玛米采取回避态度，有的逃到山上躲藏起来，但大多数土司头人和广大藏族群众衷心拥护金珠玛米的到来。他们手捧哈达，端着青稞酒，在县城外的岔道口夹道迎接。松赞林寺的活佛、八大老僧等高举贺龙将军当年赠予大寺的“兴盛番族”的软匾，手捧哈达迎接廖运周师长一行。当年，红军经过中甸时为红军办过事、领受委任令的夏纳古瓦、赵如舟等藏族人士激动地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人民解放军进住中甸县城的第二天就到归化寺拜访，召集寺院活佛、八大老僧开会，以廖运周师长和孙致和的名义向大寺送了一幅书写着“民族友爱”的软匾，并明确宣布：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寺庙的行政设施保持旧制不变；寺庙的“皇粮”以及油、银、布、铁、纸等的供应，政府照发不误。更重要的是，松赞林寺的枪支武器弹药仍归大寺掌握，除要求不许坏人持枪为非作歹外，政府军队概不收缴。这样以诚相待的举动，换取了大寺活佛和众僧的信任，得到了拥护。

    起初，解放军两个营在中甸驻防期间，因为后勤补给没有跟上，约半个多月的粮食，全靠向寺里借用。按当时松谋活佛和管家的想法：历史上军队、政府向寺庙及土司“借”的钱、粮，都没有归还的先例，这次也会是如此。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解放军的第一批粮食运到中甸，首先就偿还了从寺里借用的粮食，而且借的是青稞，还的是大米、白面，使寺院有利可图。僧俗群众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僧俗中的信誉。

    廖运周和上级委派来的县长孙致和等主要军政领导在不同的场合向上层人士和人民群众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重要性；团结活佛、土司依靠人民群众；明确表态僧人的口粮、二十三员官的职位一切照旧，决不取消；坦率地表示，汪学鼎等有血债的上层人物如果肯与人民政府合作，可以既往不咎，一起团结共事。

    1950年5月底至6月初，中甸县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宣布了各千总管辖的地区设区人民政府，千总任区长，把总任干事的原则。会后逐渐成立了区的建制，各土官先后到职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团结了当地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稳定了中甸局势。

    廖运周师长应汪学鼎之约在箐口见面。那天，汪学鼎的随从约百余人都佩带长短快枪，虎视眈眈地环绕在廖运周和孙致和一行周围，两边山林中还布置有伏兵。廖运周看到这一情形，命令随行的警卫部队到离谈判地点三四里外的村里待命，不许越过村子一步。廖运周和孙致和把随身携带的手枪也交给警卫员，单身随同刘恩营官、商会会长周汝奇等人与汪学鼎和汪曲批会面。以共产党员的无畏精神和真诚的态度、行动取信于二汪，从而影响其他头人。廖运周即使“身入虎穴”，仍态度从容，谈笑风生。

    这些消息很快从大寺传到了在五境吉仁闭关修行的松谋活佛耳里。松谋活佛听完大寺信使的汇报，非常激动，心想：这一切不正是我所期望的吗？共产党真的会这样做吗？他让信使再重复一遍所说的话。

     信使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继续汇报说：“尊贵的阁儒啦！开到中甸的金珠玛米叫四十二师，‘玛本钦波’（大将军）叫廖运周，金珠玛米到中甸时夏纳古瓦和土司头人以及近百名独克宗的老百姓到城外岔路口夹道欢迎。他们所过之处，宁肯露宿野外，也不进寺院，不扰民宅，他们军纪严明，真是热爱人民的仁义之师，受到了藏族群众的热烈拥护。我来之前夏纳古瓦对我说，告诉大活佛，金珠玛米就是当年的红军。共产党的‘宗本萨巴’（新县长）叫孙致和，是个丽江人，他家几代人在中甸经商，独克宗的藏族称他家为‘阿吾达’。‘玛本钦波’和‘宗本萨巴’在多个场合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他们说，团结活佛、土司是对地方安定、民族团结有利的，也是共产党的政策；明确表态我们僧人的口粮等一切照旧发放，决不取消；坦率地表示对汪学鼎等有血债的上层人物，只要不再与人民为敌，肯与人民政府合作，过去的事一概不再追究，还可以到政府里来做事。他们说到做到，真的让阿格汪学鼎当了副县长。他们到寺里来了好几次，很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对活佛和僧人们态度和蔼，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谦逊的大官。更觉活佛和堪布、八大老僧都盼望着仁波钦您尽早回到寺里主持大局……”

    松谋活佛被共产党、解放军宽阔的胸怀和爱国爱民的情怀所打动，对廖运周师长的无畏精神和气魄所折服。他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深有感触地说道：“国共两党天壤之别啊，还是共产党好！我明天就回寺院。”

    1950年5月10日，在独克康参僧人的陪同下，松谋活佛回到了离别近半年的松赞林寺。有松谋活佛坐镇，松赞林寺安定下来了，整个中甸也就不会出大的乱子。

    松谋活佛爱国忠贞，护佑众生，深受广大僧俗群众的敬仰，深得党和人民政府的赏识。1950年10月，松谋活佛当选为丽江专区联合政府副主席，后任丽江专区副专员。在此期间，松谋活佛在松赞林寺组织了全寺最高的“拉西会议”，严格佛门戒律，加强宗教管理。他始终站在党和政府的一边，极力反对1951年由三坝头人杨振华挑起的第一次武装叛乱和1952年由汪学鼎、汪曲批叔侄发动的第二次武装叛乱，热烈欢迎中央派慰问团到中甸基层开展慰问活动，亲自迎送并对慰问团表示由衷的感谢……

    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松谋活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他在安定迪庆局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松谋活佛为也藏区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多有益的贡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