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昆明话”的藏族村

来源:香格里拉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19-10-31 10:01:55

◆ 殷著虹

40年前,我高中毕业,和几个同学一起到石卡雪山脚下的布伦村插队落户。那时的布伦、初古两个自然村同属大中甸公社曙光大队(今尼史村委会)的一个生产小队。

到村后,生产队临时把我们安排在生产队的公房里住下,哪知这一住就是两年多,到第三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房屋。那是一幢盖着瓦片的平房,结合了藏汉建筑的特点,一个大间是队里的会议用房,几个小间和一个伙房归我们使用,房顶上还安装着两只高音喇叭。

我们住下之后,生产队长向我们介绍说:“咱们小队是全大队最好的,村子有磨房,还准备购买一台大型拖拉机,已经派拖拉机手去学习了。”

我和另一名知青同住一间宿舍,这间宿舍原先是生产队的广播室,房间里拉着乱如麻团的电线,摆放着收扩机、电唱机、话筒等,墙壁上钉着许多开关,还挂着几张民歌老唱片。村里有这广播室但没有广播员,只是偶尔有小队干部“闯进”宿舍,通知有关事务和会议。

虽然住在广播室,但我们都不会去触动那些广播器材,以免损坏。大家都只顾着和村里人一道出工干活,打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光。

有一天,村里一户人家办喜事,队干部叫了几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宿舍,请我打开广播,让他们唱山歌来表示祝贺。我应他们的请求打开广播,他们唱过一阵后广播突然没声了。为了不扫主人的兴,我便把电唱机连接到收扩机上,随着唱片在电唱机上转动,唱片里的歌曲瞬间传播到了各家各户。

那时,除了我们房顶上架着的高音喇叭外,村里各家各户都安装着小喇叭,只要收扩机处于开通扩音状态,小喇叭之间还可以对讲,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广播“户户通”。

这天,村里人在广播声中办了喜事。在第二天的生产劳动中,广播成了村里人的热门话题。处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年月,村里人把听到广播歌曲作为一种美好的享受。也在这天我才知道,原先村里的广播室是可以转播广播节目的,可安装后不久就遭到雷击,无法再收听,村里仅有的几张唱片却因为作者和内容“有问题”而被禁播。村里没有追究我播放唱片的责任,反而产生了很多请我放广播的呼声。

看到村民如此喜爱广播。我便找到队干部问怎么不去修理收扩机和购买新唱片?回答是:“县广播站没有配件,村里也没有更多钱来购买新唱片。”我感到十分遗憾,却挡不住村里人的热情,后来,我突然想通过话筒把收音机广播传出去的办法来播放广播。为此,我回到了县城,把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了村里。

这以后,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把广播传到家家户户。每晚收工时再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村里人对此欣喜万分,都说:“知识青年到农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这话真没错,后来,村里人的生活还真是被这广播所改变。

记得我们刚到村里时,村里没有几个会讲汉语,而知青们又不懂藏语,和村民交流基本是各说各的语言,各比各的手势,也闹出过不少误会和笑话。一次,村里一户人家小孩满月,邀请女知青到家里做客。主人见女知青拘礼,本想用汉语说:“别害羞,慢慢吃。”却说成了:“你们不害羞,慢慢吃。”让女知青们哭笑不得。

又一次,县里的工作队到村里进行“批资产阶级法权”宣传,村里让我主持会议。本该是个严肃的活动,我想说:“请大家鼓掌欢迎宣讲”,却由于不熟悉藏语,说成了:“大家‘嘎嘎当(藏语哄小孩的话,类似拍拍手)’,欢迎宣讲”。闹得参会的人哄堂大笑,冲淡了活动的效果。

还记得那时村里有个年轻人,从城里看电影《奇袭》归来,便绘声绘色地向村里人讲起“易会尔”摆脱敌人追击的精彩故事。我听到后却糊涂了,我问他:“电影里哪有一个叫‘易会尔’的人呢?”可他却说:“你没听见吗?‘易会尔’开着吉普车狙击敌人。”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易会尔”是“一会儿”。于是我对他说“‘一会儿’不是人,指的是时间。”这之后,村里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就叫“易会尔”,而今人们还这么叫他,几乎都忘了他的真实姓名。

当时,为了帮助村里人学习汉语,知青们筹划起“汉语教学计划”。记得那时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农村节目是用云南方言播报的,广播节目很生动,而且都是方言。于是,知青们每天早上都播放这个节目。

节目播出后受到村里人的广泛关注,大家都喜欢上了这档节目,都说广播里的话和知青说的话差不多。从此,我们在向他们学习藏语的同时,他们也从广播节目里学习到了汉语。虽然节目语言不完全是“昆明话”,可几个月之后,村里人的汉语中,还真有点“么么噻(昆明方言语气助词)”的味道。

因为知青们说的方言不是“昆明话”,所以与云南台方言广播有着差异。细心的村里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有趣的是,他们以为知青们说的话不“标准”,还“纠正”起我们的方言,说:“应该仿这份说——中国(gue)人民解(gai)放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hang)注意》。”把我们弄得忍俊不禁。

村里人学习汉语的速度很快。记得那年秋收前,州水工队派了几个技术员到布伦村下乡,队员中有一位是维西县藏族,可这位操的藏语却在村里行不通,双方只能改用汉语交流。而令他惊讶的是,他的汉语水平还不如村里人,过后他问我说:“怎么这个村里的人讲的是昆明话?”

每天和村里人在一起也让我们习惯了他们的“昆明话”,直到周边农村把布伦村戏称为“昆啬(藏语,昆明人做作的意思)”时,我们才深深地感到“汉语教学计划”取得了成功。

那时,村里人常说:“好听的语言比歌声悦耳,好看的庄稼比花朵美丽。”确实是这样的,这年收割青稞结束之后,接着开始收洋芋。在那个年月,为了实现高产稳产,生产队大面积种植了洋芋,可洋芋却是难以储存的“软粮”。为了把“软粮”变成“硬粮”,生产集体时常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到谷物产区把洋芋换做大米、玉米等粮食。

在这以物易物过程中,语言能力成了交易致胜的法宝。这时,布伦村人自然凭借着“昆明话”的优势高兴而去,满意而归。他们总能在别的生产队之前,率先把村里大量的洋芋换成大米。所以,那时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知青亚姆亚,洋芋大米撒(大意是:知青好,洋芋换大米)。”

“洋芋换大米”后,能说会道的布伦人又排演了一出“肉牛换机械”的“新戏”。这年后的夏季,队里把男劳力都安派到了哈拉林场伐木找副业,但在林场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伐木光靠人力和畜力是完成不了的。这时,聪明的队干部想起了吉沙林场的机械。于是把生产队里的菜牛送给吉沙林场工人,也还是那“昆明话”拉近了与工人的友谊,在相互利益的共同作用下,吉沙林场派出了载重汽车和油锯帮助了我们,这年生产队的副业收入再上一层楼,村里人个个为此笑逐颜开。

在尼史草原上有这样一个谚语:“情意是长流的河水,语言是河上的桥梁。”正是这长流的河水滋养着布伦村的土地,河上的桥梁搭建出美好的社会关系。那时,操昆明口音的布伦村人巧妙地绕开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政策规定,让村里的外出务工、副业生产和产品交易等殊途同归于经济收入,使当时的群众鼓起了腰包。成为远近闻名的“单车村”“手表村”和“广播村”。

今年,我再回到布伦村时,切身感受到布伦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村容整洁、安康富裕的村子里,我寻找着曾经说“昆明话”的村里人。村里开办旅游服务的扎西告诉我说:“昆明话早已过时了,如今是普通话的年代,还有是学外语时代。”于是,他捧起一条哈达送给我,说:“Welcome to Shangri-La.”

至此,我衷心祝愿曾经会讲“昆明话”的布伦村,日子么一天比一天板扎,生活么一年比一年实在,和和美美,样样都好!


责任编辑:王维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