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竞生先生二三事

我曾亲眼目睹过已仙逝多年的杨竞生先生挖掘迪庆藏药的艰辛。

第一次接触杨老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记得是1976年10月底，杨老受省药检所的派遣，到我州核实几味进口藏药的标本。州卫生局派我陪同杨老到德钦县奔子栏乡（今奔子栏镇）藏医室找老藏医江初，到中甸县（现香格里拉市）尼西乡汤堆村找老藏医恩主。向他们了解加工藏药的情况，并核实几味进口藏药的标本。当时，我们乘坐林区拉木料的大货车，迎着寒风，在夜间到达德钦县老藏医江初家。吃过晚饭，办完事情，他谢绝江初医生的挽留，要乘着月色到尼西乡找老藏医恩主。我不敢跟他计较，因为他比我大27岁，还是从省城来的老专家，只好硬着头皮，顺着公路前往中甸方向赶路。一路上，他给我讲了些藏药知识，还提到藏药黄蒿能治疟疾，正在提取黄蒿素等。一直走到凌晨两点，过了伏龙桥到达尼西乡幸福村，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20多公里。我实在走不动了，建议他找个地方休息再走。正好那里的乡村小学里有我的一个亲戚在那儿教书，他叫冯刚。我鼓足勇气敲门，得到冯刚的回应，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俩借了条毛被一起睡地铺，由于太困太累，我倒头就睡。第二天早晨不到8点钟，杨老又把我叫醒。我匆忙向亲戚要了点剩菜剩饭，囫囵吞枣地吃完便忙着赶路。由于白天气温高些，杨老决定到林区采标本，我背着他的标本夹，在林区慢慢悠悠地寻找，直到下午5点才到汤堆村老藏医恩主家。恩主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些他自己加工的藏药丸，并且在林区找了一辆拉木料的拖拉机，送我们回中甸县城。一路颠簸，直到晚上10点左右才回到家。杨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能吃苦，做事雷厉风行。

第二次与杨老共事是在1986年。当时，迪庆州计委牵头，从州卫生局、州农业局、州气象局、州药检所、州统计局、州医院、州藏医院、中甸县医院等单位抽调专业人员组成中药资源普查队开展野外调查，我从州医院抽调负责野外调查，重点是藏药资源调查。当时，我们采集到了上千份植物标本，却只有一个懂植物分类的科技人员。为了科学鉴定，我们邀请了杨老，他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免费为我们进行了鉴定。当时他正在与我州著名的藏医向·初称江初合作编撰《迪庆藏药》，我们将一些标本赠送给了他。为了出版《迪庆藏药》，杨老跑遍了迪庆的山山水水，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在此专著的前言，他还提及了我。

第三次与杨老的打交道是2002年。当年，我儿子杨青松云大生物系毕业，考上中科院硕士研究生。因杨老返聘在植物研究所，我请他帮忙推荐导师。他当时很想成为我儿子的导师，但专业不同，并且已经退休。于是，他把我儿子推荐给了其他导师。当年，他带着我儿子和其他3个大学生去西藏拉萨等地采集标本及调研，为了节约经费，他先让学生们返回昆明，而已上80岁高龄的他独自去联系出书的事宜，谁料这一分开竟成了永别。事后才知道，这几位大学生的出差费用全部是杨老自己掏的腰包。

杨老眷恋迪庆，迪庆人民更怀念他。他将迪庆的藏药推向了全国乃至世界，迪庆乃至云南丰富的藏药也铸就了杨竞生这个不朽的藏药专家。

生长在涉藏地区，酷爱藏医的我如今已年过古稀，此生能与杨老相识，受他的启迪，实乃三生有幸。在5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我也用过藏药救人，对本地藏医史做过探讨，发表过《迪庆藏医史初探》等论文，出版过《香巴拉杏林往事》《迪庆藏药配方100味精选》等小册子，继承了杨老遗愿，报答了杨老的教育之恩。

有幸的是，2013年经过杨老家属的推荐，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许建初研究员将杨老的遗著《藏药植物资源考订》的文字整理工作交给我儿子完成。他不负厚望，秉承遗志，在各级领导和贤达的帮助下，通过6年埋头苦干，终于整理完成了这部260万余字的著作。这部著作得到了国家项目的资助，得以“中国藏药植物资源考订”冠名。对此专著，植物学泰斗吴征镒院士评价是“治学之严谨，考订之认真，实为楷模”，为我国中药学、民族药学、藏药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杨老的评价是“植物考据学的实践家”。

在此呼吁年轻人，我们要向杨老那样“沉”得下去，把论文写在实用的大地上。

杨老精神千古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