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与学明哥“捉迷藏”

有人问学明哥，你姓什么？他回答：“我姓和。” “学名叫什么？”答：“学名叫学明。”这就是我的堂哥和学明。我和学明哥属于村里的和姓家族，同宗同族，他是我堂哥，我二伯和他家是同住一个屋檐下，共用一个院子的邻居，也是“瓜葛亲”。学明哥比我大几岁，我儿时与学明哥一起玩过，他是我童年时代的偶像，记忆中他手里经常拿一本书，一有空就读。我和小伙伴们喜欢和他在一起，听他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唱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学明哥性格开朗乐观，村里的年轻人愿意和他在一起，听他讲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薛仁贵征东、岳飞精忠报国和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他记忆力好，再厚的书只要看过一遍，主要故事情节都能记住，讲起来有声有色。那个年代，学明哥是我们村唯一在兰坪中学读过书的中学生，其实说他上过中学，不如说他只跨过了中学门槛。他生不逢时，刚上中学就碰到“大跃进”“大炼钢铜铁”“超英赶美”。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下乡劳动，参加“炼钢”。学明哥年纪小，但个头比一般同学高出半个头，拉风箱、搬运杂物等苦活累活都让他干。他受不了，进学校不到半年就辍学回家了。不管怎样，学明哥是当时北甸大队唯一进过中学门槛的学生。在村里人看来，他是读书最多、喝的墨水最多的“秀才”，是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他回到村里很快就当了大队文书，做报表、打算盘，屁颠屁颠跟着大队干部到各村通知开会，宣传上级政策，检查生产进度。大梁子村要办小学，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想让他到那里当民办教师，他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就出发。大梁子村是傈僳族聚居的地方，属高寒山区，历史上没有办过学。万事开头难，在村民的支持下，学明哥一边学傈僳话，一边上课，白手起家，在大梁子村办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平时只听鸡鸣狗叫娃娃哭的傈僳族山寨，有史以来第一次传来了朗朗读书声，学明哥是大梁子小学的创始人。他在大梁子小学当民办教师8年，为山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后代。后来，北甸大队老支书和宝三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建议上级党组织让学明哥接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职。学明哥服从党组织安排，又挑起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担子。凭着年轻人的热情，他把精力全部用在工作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但机遇总是与他失之交臂。他运气不佳，刚调离教师岗位，上级就下发了民办转公办的文件，学明哥教龄长，教学有方，责任心强，完全符合转公办教师的政策规定，但此时他已经调离教师队伍，接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错过了“民转公”的机会。后来，遇到大队干部转正调资，他又因为年龄偏大，不符合相关条件而未能转正。机遇又一次和他擦肩而过。从他的履历来看，不管怎么说也算村里的“老革命”了，但工资却没有20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高，他教过的学生收入反而比他的收入高，他心里不是滋味，觉得不公平。他几次向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大家都表示理解和同情，但政策条文摆在那里，谁也没有办法帮他解决转正问题。

2007年夏天的一天傍晚，我的手机响了，是学明哥从老家北甸打来的，他说，这辈子还没有去过省城昆明，想在春节后到省城看看，顺便检查一下身体。我知道这些年学明哥身体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心情压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这主要是他的儿子造成的，学明哥生有3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对儿子抱有很大希望，一心一意供儿子上学，没有想到平时成绩不错的儿子中考落榜，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儿子情绪低落，从此经常与村里的年轻人喝酒，以致于发展到酒精中毒的程度。看着儿子意志消沉，破罐子破摔，这也成为学明哥的一块心病。学明哥的人生道路磕磕绊绊，命运似乎总是与他作对，每次转正调资都没有他的份，直到退休仍然不算在编干部。说到这些，学明哥就气不打一处来。

我理解学明哥的心情，同情他，也希望他到昆明住一段时间，我说可以陪他逛逛商场、公园，散散心。同时，也想利用在一起的机会聊聊家乡北甸的历史，他是过来人，经历的事情多，北甸村的历史只有他讲得清楚。不巧的是，当时单位给我安排了新的任务。省广电局组建广播电视村村通检查工作队，我被抽调到工作队，到普洱市江城县工作，而且一去就是半年多。请学明哥到昆明住一段时间的想法一直没有实现，这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我想只能等退休后，再回老家把他接到昆明，多玩一段时间。谁知我还不到退休时间，学明哥就先走了。听到他病故的消息，我呆了半天。我既悲痛又悔恨，悔恨自己没有兑现诺言。学明哥生前待我亲如兄弟，我虽然有姐弟，但他们生活困难，家里连多安一张床的地方都没有，我回老家时吃住都在他家，他和嫂子给我做我喜欢吃的绿豆鸡肉稀饭，他还带我背着腊肉和大米，到四五公里外的马鞍山温泉泡澡。让我更难忘的是，20世纪80年代，我继母年老多病，丧失劳动能力，我写报告把继母转为居民人口，每个月的粮油都是学明哥在乡粮店买好后托马帮带给继母的。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学明哥一直帮忙照顾我继母，让我在外能安心工作。那年继母去世，我远在省城，一时赶不回老家，是学明哥代我办理了继母的丧事。学明哥，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