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庆藏族文化与康巴文化的渊流初探

迪庆是云南省惟一的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地处滇、川、藏三省区结合部的青藏高原南延地段，是世人向往的香格里拉，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腹心地。澜沧江和金沙江自北向南贯穿全境，形成“雪山为城，江河为池”的特殊地貌，是滇西北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从藏族传统的地理区域来划分，把藏区分为卫藏、康巴、安多3个区域，迪庆位于康巴地区范围内，康巴地区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的昌都地区、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等地方，是除西藏之外的中国第二大藏区。另外，在藏族的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种说法，藏区有法区卫藏、马区安多、人区康巴。这也是按地域特色给各区域赋予了文化特色。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人文精神积淀深厚，极具包容性和多样性，堪称我国民族和谐共处的一个典型案例。就迪庆文化而言，既有藏族文化和康巴文化共性的文化，又有同源异流的区域文化特色，展现的是多元、复合、绚丽多彩的文化。

一、 共同的历史渊源

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康巴地区历史悠久，在远古时候就有青藏高原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性的地区文明发源地。康巴历史和文化是藏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迪庆文化也是如此，是康巴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巴地区分布在特殊的地理位置之上，西部的横断山脉地区的金沙江、雅砻江高峡河谷走廊地带是康巴地区的主要分布区域，居住在这个区域范围内的许多民族沿高峡河谷南北往来迁徙，繁衍融汇，日久年深，形成了中国唯一的南北走向的狭长文化带，在这块文化色彩斑斓的河谷高原上居住的是康巴藏族，在这南北走向的狭长文化带的两边分布有安多藏区和卫藏地区，让康巴文化更加色彩斑斓。

迪庆作为康巴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有着悠久的历史。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境内的戈登新石器文化遗址证明，远在六七千年前，迪庆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德钦县永芝、纳古、石底等地出土的石棺墓及随葬文物显示，约在二千三百多年前，藏族先民已在这里创造了个性鲜明的土著文化。唐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吐蕃在今迪庆境内维西塔城一带设立“神川都督府”。南宋宝佑元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挥师南下，西路军兀良合台在金沙江上“革囊渡江”，后平大理国。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丽江军民府土知府木氏土司染指、经营康区，并以迪庆为据点，攻下巴塘、理塘、乡城等康南地区。清雍正四年(公元1276年)，清政府将迪庆地区划归云南省。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途经中甸(今香格里拉)，与当地藏族和松赞林寺结下深厚情谊，贺龙同志向松赞林寺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1949年7月成立了维西县人民政府。1950年5月，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县)和平解放，成立了中甸县人民政府。随即德钦也宣布和平解放，仍称德钦设治局， 1955年改称德钦县。1957年9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由丽江地区代管。1973年8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同意迪庆藏族自治州不再由丽江地区代管，直接受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行使自主权利。

独特的区位使迪庆文化更加在康巴文化中彰显特色。在历史上，迪庆是西南“茶马古道”的要冲，是东部藏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转站，是云南省进出西藏的咽喉。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迪庆在日益形成的滇川藏区域经济中开始显现出其独特的影响力，香格里拉和“三江并流”两张世界级品牌对迪庆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影响不断扩大。由于同全国藏区和国外藏胞具有广泛密切的联系，迪庆在全国藏区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加快迪庆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迪庆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把迪庆建设成为全国最好的藏区，实现藏区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于东部藏区乃至整个藏区将起到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对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藏区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维护迪庆良好的生态环境，将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沿岸建立良好的生态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中南半岛国家的长远发展，筑起一道绿色屏障，并为迪庆加快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共同的历史渊源，是康巴文化相互融合、和睦共生的联系纽带，是区域文化内聚力、凝聚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共同的生产方式

康巴地区地理位置特殊，既有高原地区，又有河谷地区，农牧业生产兼有，山上是冰天雪地的牧场，山下是绿茵茵的农田。既吃糌粑，又吃大米，既喝酥油茶，又喝豆浆，生产生活形式丰富多样。康巴藏族具有天生的商业头脑，被世人称为“天生的商人”。康巴地区曾经是西南“茶马古道”的要冲，是东部藏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转站，康巴藏族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穿梭在大山峡谷之中，古董、工艺品、羊绒卡垫以及毛皮、药材是康巴藏族的传统经营项目，如今多的是汽车贸易、酒类、饮食、娱乐以及文化等行业，还有开放生态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比比皆是，活跃了经济市场，激发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康巴地区是连接内地与边疆的桥梁和纽带，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长期在康巴地区互相交融，显现出极具特色的经济文化。康巴地区生产方式多为半牧半农形式。高原主要以饲养绵羊、山羊、牦牛、犏牛等畜种，发展畜牧业；河谷主要以种植青稞、小麦、荞麦、马铃薯、蔓菁等物种，发展农业；主要以糌粑、酥油茶、青稞酒、肉食、奶制品等为饮食，繁衍生息，流传至今。

迪庆藏族主要聚居于德钦县大部分地区、香格里拉县高寒坝区、高寒山区及干热河谷地区以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巴迪、塔城等地方，同时也散居在其他民族聚居的地方，其生产方式大同小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共生共睦。

从当前的康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迪庆的经济发展在康巴地区名列前茅，尤其旅游文化经济特色鲜明。 2015年迪庆州累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1611387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9.6%。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上年的7.1：35.1：57.8调整为6.7：34.9：58.4。全州呈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局面。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758.0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2%。

长期以来，在康巴地区通过经济活动方面的社会联系、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消费等形式，以经济生活为纽带，把康巴地区聚拢在一起，形成了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自身历史发展基本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形成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心理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物质条件。只有物质的力量，经济的联系，才能构成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产方式才能彰显独特的区域经济特色。尤其是以充满神奇魅力的康巴文化与壮丽秀美的自然景观相结合发展旅游业已变成了当前的优势经济资源，这才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永久性民生产业，将会给康巴地区带来丰厚的经济实惠。

三、 共同的语言环境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居住在康巴地区的藏族使用康巴方言，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藏族的传统习惯上，把藏语分为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和康巴方言三大方言区。康巴方言区位于安多地区和卫藏地区之间，分布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和康藏高原的西北部。也就是现今的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地方使用康巴方言。

康巴方言又分为6个次方言区，即：一是东部次方言，包括德格、甘孜、康定、雅江、昌都、丁青、理塘、巴塘、乡城、稻城、波密、察隅、墨脱等地方。二是南部次方言，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以及丽江、大理、昆明等藏族分布地方。三是西部次方言，包括改则、班戈、聂荣、申扎、那曲等地方。四是北部次方言，主要分布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五是卓尼次方言。分布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迭部县。六是舟曲次方言，主要是指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的次方言。

迪庆藏语方言属于藏语康巴方言的南路次方言。迪庆州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集地区，并位于著名的民族文化走廊“藏彝文化走廊”之南部，是藏、汉、纳西、傈僳等不同民族文化圈的交界之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迪庆藏语方言的内部区分复杂，土话繁多，在语言交流中其他民族的借用词汇也不少，这是康巴方言的又一特色。

迪庆藏语方言还可分为香格里拉土语区、德钦土语区、东旺土语区、维西土语区，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差异，也是康巴方言之特色。

用康巴方言维系生产、生活在康巴地区的藏族，这已经变成了千年约定俗成的文化现象，他们始终在生产、生活中彼此交流思想感情、交往联系使用康巴方言来实现，传承着母亲的语言发扬光大。有了稳定的、表露于外的共同语言，才能传承和发展好文化，用语言传承和发展文化是最捷径、最有效的方式，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迪庆藏区地处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在使用和发展民族共同语言中，随着民族关系的改善和民族交往的加强，彼此吸收、借用词汇等现象逐渐增多，但也不足为奇，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共同的文化特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居住在康巴地区的藏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具有自己形式和特点的康巴文化。由于居住地域和社会交往的因素，自古以来，康巴藏族较早地接受了来自青海、甘肃等地的黄河文化，来自四川、重庆的巴蜀文化、长江文化和来自云南白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等多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将其融入到了自有文化之中。康巴汉子性格中的豪放粗犷、热情奔放、坚毅勇敢、忠诚信义与这种多元文化相融汇，逐渐形成了既有多方位、多民族文化复合、又有康巴地区独特个性和凝重宗教色彩，具有丰富内涵和底蕴的康巴文化，并在语言、服饰、宗教、民俗、民居建筑、民间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其明显区别于其他藏区地域文化的特殊表现。在共同文化特色上具有独特性、厚重性、神秘性、兼容性、区域性、整合性等特点。

作为康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迪庆文化也如此独具特色。其文化因地域不同而丰富多彩，因丰富多彩而独具特色。迪庆在古代，羌人分据之地，有东女国、附国、党项、白狼夷染指的迹象，其初始文化具有古羌文化的特点。在吐蕃时期，随着吐蕃政权对迪庆地区的统治，吐蕃文化从雅鲁藏布江流域传播到迪庆，又不断地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到了元代，蒙古族文化、回族文化、汉族文化随着进驻的蒙古族、回族官兵和从事商贸、开矿的回族、汉族传到迪庆。明清时期随着纳西族、汉族和回族迁移到迪庆境内，其文化也融入到藏族文化中。因此，迪庆藏族文化与其他地区的藏族文化有着一定差异，而且迪庆藏族在文化上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有苯教、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东巴教、毕摩教等信仰文化并存，并且各教派和睦相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服饰是民族审美情趣的符号象征。迪庆藏族服饰具有多样性和艺术性，有“隔村不同服”之说，尤以女性服饰为典型。民居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居住之所，藏族民居建筑有干热河谷地区的碉楼式民居和多雨山区的板楼式民居，风格独具一格，比如香格里拉高原坝区的板楼式的藏族民居，在这个藏区独有的建筑文化。

在漫长历史中，勤劳勇敢、热情团结、能歌善舞的迪庆藏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载体，包括以说唱形式反映藏族古代历史文化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神奇的藏医藏药，锅庄舞、弦子舞、热巴舞、尼西情舞、羌姆舞、茶会歌、央（山歌）等传统歌舞，唐卡、民居绘画、石刻等传统美术，皮革、纺织、金属用具、陶器、木器、竹器等传统手工技艺，藏历新年、丹巴节、格冬节、射箭节、赛马节、转山节等民俗节日以及婚丧习俗，这些载体都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从形式展现内容，从内容丰富文化，多彩斑斓，引人注目。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特色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自己形式和特点的文化，表现的是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特色，包括文学、艺术、教育、建筑科技等。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是民族最显著的标志，康巴文化有了迪庆藏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五、共同的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生产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的人们代代相传、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和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形成了所谓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因地而异的风俗特点，康巴地区的风俗习惯也不例外，具有它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康巴风俗习惯包括服饰、岁时节日、饮食、生产经营、居住与建筑、人生历程、传统体育、民间文艺、社会组织、民间信仰、交通运输、礼仪与禁忌、家族及姓氏、土司制度、吉祥民俗等内容。就迪庆藏族风俗习惯来说，居住在迪庆境内的藏族也有这些风俗习惯，世代共同遵守，并延续发展，在发展中变化，在变化中发展。

在迪庆，以藏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是其特点，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保留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俗。迪庆藏族千百年来经历了各种民族的统治，各种文化的冲击，然而，仍然牢牢地继承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展现着藏族具有的悠久文明史。比如，迪庆藏族实行的天葬、水葬、火葬、土葬、塔葬、树葬、崖葬、野葬等丧葬习俗，可以说它几乎包括了人类文明所有的葬法。

“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是对藏族能歌善舞的美誉。在迪庆藏区广为流传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艺术。德钦的弦子、中甸的锅庄、尼西的情舞、塔城的热巴舞、寺院的羌姆舞以及唱不完的山歌、情歌、劳动歌等等，种类繁多、精彩异常，使人们不得不赞誉这里是歌舞的海洋。在迪庆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和谐共存，《格萨尔王传》通过说唱艺人传播到毗邻地区的纳西族、傈僳族、麽梭人之中，成了这些民族民间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香格里拉上江傈僳族也将藏族“热巴舞”承袭下来，成为他们祖传的舞蹈艺术形式之一。维西县永春乡纳西族把藏族锅庄舞全套传承下来，成为他们的“禅都”舞蹈艺术形式之一。

信仰文化是藏民族的精神支柱，迪庆藏族自古以来信奉苯教和藏传佛教各教派，纳西、普米和傈僳等民族也有信仰苯教和藏传佛教各教派。藏族习惯于把苯教分为黑苯、白苯和花苯。纳西族信奉的东巴教，是藏族信奉的苯教之花苯，如今东巴文化已经成为了斐声世界的世界文化遗产。纳西族信奉藏传佛教噶举教派，在迪庆、丽江、怒江等分布有13座噶举教派寺院，香火旺盛。 

在迪庆藏区，广泛流行的风尚、习俗、惯例是藏族及其他民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长期传承的行为心理和行为方式，其具体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娱乐、礼仪礼俗等方面，具有群众性特点，是显露于外的民族特征之一，是区别民族的明显的标志。风俗习惯随着时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也在发展变化，尤其是不健康、消极的陈规陋习不断在销声匿迹。

六、共同的心理认同

“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依恋是民族共同心理认同的具体表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和谐统一、相互依赖的关系，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其实，不管是国家认同，还是民族认同，是报国土恩、报家乡恩、报民族恩的重要表现。传承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关键在于共同的心理认同，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认同，不仅能凝聚民族的内聚力和向心力，而且还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前进发展。康巴文化也是如此，生产生活在康巴地区的藏族有了自己共同的心理认同感，创造出自己的区域文化，并代代相传，永不停息。这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又体现了藏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实现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和谐统一。 

康巴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彩，结构复杂，特点鲜明，是中国的第二大藏区，这里居住着251万多人，藏族和各民族始终对康巴文化具有深刻的文化心理认同感，不管环境多么恶劣，生活多么艰辛，生活在康巴地区的人们始终坚信：“明天的太阳一定会东方升起”勇敢地闯荡世界，尽情地享受生命，仁慈地善待生灵，不断地积德行善。正如他们的歌中所唱到的“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眼里是圣洁的太阳”，“胸膛是野心和爱的草原”。不管是在生产生活中，还是在美丽的歌喉中，反映的就是他们对家乡、对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认同感，也是来自他们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表达着对家乡的热爱，对民族的爱护。迪庆有境内26种民族，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这是迪庆文化的特色。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各民族互相学习，兼容并蓄，以包容的姿态发展自身的文化，这不但丰富拓展了迪庆藏族文化，也加强了迪庆藏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其实，共同民族心理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历史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对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团结本民族成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心理纽带，具有内聚性、向心性、自识性等特点。在当前经济高度发达、人口流动频繁、文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对康巴藏区的影响也至深，共同的心理认同在民族特征、民族认同方面所起的作用日见重要。共同民族心理也是发展变化的。但其变化是渐进的、缓慢的，是渐变的历史变异过程。

总之，迪庆文化是康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巴文化又是藏族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藏族文化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朵璀璨的奇葩。（张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