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的故事

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维西县，那时，永春乡政府大院是方圆几里最气派的建筑——青砖瓦房，还有两栋钢筋混凝土的办公楼，站在楼顶，蜿蜒流淌的永春河和附近的村庄尽收眼底。母亲在这里工作，我便在这里成长。附近的村民把我与小伙伴称作“公社娃娃”。这称呼里，混杂着一种朴素的、微妙的距离感。在村里的孩子眼中，院墙上的青砖，父母胸口口袋别着的钢笔，乃至我们偶尔能吃到的水果硬糖，都蒙着一层不同于他们生活里值得羡慕的光泽。我年纪较大，很自然地成了这群“公社娃娃”的头儿，领着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间，其实也就是大院和周边的土坡田埂玩耍，扮演着一切我们想象中的英雄角色。村里的孩子们常常会小心翼翼地要求加入我们，他们的讨好是直接而坦率的，带着山野的泥土气，我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份“孩子王”的权威。

唯独她，是这片小小疆域里唯一的“异类”。她家就在大院后头，只隔着一道低矮的、象征性的土坯墙。她家的园子，在我眼里无异于一座藏满奇珍的宝库。桃、李、梨树依次在季节里“喧闹”，而最让我魂牵梦萦的是园子角那棵高大的柿子树。一入秋，满树的果实便从青涩熬成了辉煌的橘红，在日渐稀疏的枝叶间，沉默地燃烧着一种骄傲而冷冽的光。我们常常趴在墙头，仰着小脸，看得痴迷。那饱满的、纯粹的橘红色，本身就是对香甜二字最好的诠释。我没吃过柿子，但我在梦里无数次描摹过它的味道——该是像融化了的太阳，像凝固的蜜，像世上一切美好事物的总和。

她从不参与我们的游戏，对我们这群“公社娃娃”显赫的江湖也总是投以不屑。有时我们闹得太过分，她会从园子里探出身子，倚在门框上，就那么冷冷地看着，不说一句话。那目光，常常能让我这个“孩子王”高涨的气焰，莫名其妙地矮下去三分。

有天傍晚，我们几个孩子正在院中玩耍时，她从那扇小门里出来了，走得慢条斯理，仿佛周遭的喧嚣都与她无关。她手里拿着一个柿子，一个丰腴的、仿佛凝聚了所有阳光的橙红色柿子。她小口小口地咬着，动作缓慢得近乎是一种仪式，脸上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沉醉的表情。那黏稠的、深色的汁液，在她嘴角留下痕迹，她便伸出舌头，灵巧地一舔。她的眼睛，像两汪清冷的山泉，不时地瞟过我，没有言语，却仿佛有声音直接在我心里响起：“看，我有，你没有。”“这滋味，你想象不到吧！”“你那个‘孩子王’，当得有什么趣！”

那一瞬间，刚才的喧嚣仿佛骤然退潮。我的全部感官，都被那个柿子，被她咀嚼的动作，被她那带着挑衅的眼神牢牢攫住了。后来伙伴们如何追逐打闹，我全无印象。只在人群一阵混乱的跑动中，我眼角的余光清晰地捕捉到，那个被她咬了几口的柿子，像一颗被遗弃的、仍在微弱跳动的心脏，“噗”地一声轻响，落在地上，又滚了几滚，最终隐匿进院子角落那张废弃乒乓球桌下的黑暗里。

我的心，也跟着那抹残缺的橘红，坠入了那片阴影。接下来的玩耍变得索然无味，我心不在焉地应付着，耳朵像猎犬一样竖着，警惕着任何可能发现那个秘密的目光。天色终于彻底暗沉，各家窗口透出昏黄的灯光，大人们呼唤孩子回家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伙伴们一哄而散。我在母亲越来越近的呼唤声中，迅速钻进乒乓球桌底下，双手在粗糙的地面上急切地摸索。指尖触到了一团冰凉、光滑的物体——就是它！我一把抓过来，也顾不上沾着的灰土，用袖子胡乱抹了两下，便怀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决心，狠狠地咬了下去。一种我从未有过的、怪异至极的感觉，如同爆炸般席卷了我的口腔。首先是难以形容的黏稠，像一团半凝固的胶水，糊住了我的上颚和舌面；紧接着，一股涩味猛地迸发，像无数细小的针，瞬间刺麻了我的整个舌头和牙龈，它们紧紧地收缩起来；在这双重“围剿”之下，一丝迟来的、过分甜腻的滋味才怯生生地显露出来，但这甜，非但不能救赎，反而与那顽固的涩味混合成一种更令人作呕的复杂滋味。我慌忙将嘴里那团糟糕的糊状物一口吐出，连带吐出的还有满腔的期待与尊严。我把那个“罪魁祸首”像扔一条毒蛇般奋力丢开，手脚并用地从桌底爬了出来。而就在我站起身，狼狈地拍打着膝盖上泥土的那一刻，我看见了她。

她就站在不远处的阴影里，身子倚着那扇熟悉的小门框。夜色浓稠，我们彼此都只是模糊的轮廓，谁也看不清对方脸上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像两束清冷的月光，穿透黑暗，毫无偏差地落在我身上。我们就那样僵持着，在无言的黑暗中四目相对。短短的几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却仿佛听见了震耳欲聋的嘲笑，那嘲笑声来自于我自己的内心。羞愧、狼狈、被洞穿的慌乱化作一股滚烫的洪流，冲垮了我的理智。我猛地转过身，像一只被猎枪惊起的野兔，头也不回地扎进更深的夜色里，朝着家的方向狂奔。

第二天傍晚，夕阳依旧，我家厨房门口，静静地躺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旧蛇皮口袋。我疑惑地走过去，解开系着的麻绳——里面是满满一袋柿子，一个个圆润、安详，在薄暮中散发着柔和而温暖的橘红色光芒。我怔在原地，望着那袋沉甸甸的果实，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是感激，是惭愧，还是别的什么。我无法想象，那个比我还矮小瘦弱的她，是如何拖着这沉重的一袋，走过那段坑洼的土路的。

后来，我们之间那堵无形的墙，仿佛被这袋柿子砸开了一个缺口。我们成了朋友，一种沉默的、心照不宣的朋友。我会去她家园子玩，她会指着柿子树告诉我，要等到下了霜，柿子才会褪尽涩味，变得蜜一样甜。但我再也没有吃柿子的冲动。那种初体验时黏糊糊、涩中带甜的反感，像一道深刻的烙印，永远留在了我的味蕾上。

之后，一个雾气蒙蒙的清晨，她和她的母亲，就像山间的晨雾一样，悄无声息地消散了。大人们压低了嗓音的议论，让我拼凑出故事的真相：她那终日与酒精为伴、时常挥舞拳头的父亲，终于被她的母亲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据说她们是偷偷离开的，去了遥远的、冬天会下大雪的北方。那一年，我10岁。时光荏苒，2024年秋天，她竟然回来了。当她站在我家门口，用略带生硬的、浸染了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叫我母亲“阿姨”时，我恍惚了一下，才从岁月雕刻出的陌生轮廓里，依稀辨认出当年那个小女孩的影子。她高挑了，也爽利了，乡音已改，但当她转向我母亲，用流利得令人惊讶的纳西语说起儿时院里的趣事时，那种跨越了千山万水与漫长光阴的熟悉感，又猛地撞击着我的心房。原来，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任凭外界风雨冲刷，也磨灭不掉。

她们母女和我母亲，坐在我家敞亮的阳台上，絮絮地聊着。话题最多的，便是维西的变迁。“全变了，真是认不出了！”她母亲一遍遍地感慨，“那时候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一下雨，泥浆能淹到脚踝。你看现在，这马路多平整，路灯多亮堂。”“老街那边的供销社早没影儿了，那会儿买块布、打瓶酱油都得排半天队。现在超市里东西多得看花眼。”“听说好多老乡靠种药材、搞农家乐，日子都红火起来了，当年哪敢想有这样的光景……”我静静地听着，目光越过阳台，望向这座焕然一新的县城。崭新的楼房鳞次栉比，远处青山依旧苍翠，崭新的公路像一条银色的丝带，盘旋着伸向山外广阔的世界，向着现代化的浪潮奔去。

然而，在我的心底，却永远珍藏着一个旧的、灰扑扑的，属于40多年前的故乡。那里有一条长长的、尘土飞扬的街道，一个青灰色的乡政府大院，一群不知愁滋味的“公社娃娃”，一个骄傲又孤独的纳西女孩和一棵在秋天里挂满橘红色“灯笼”的柿子树。

那柿子的滋味，我至今不爱，但那份关于橘红色的记忆，那份混合着屈辱的涩、惊讶的甜与最终宽厚谅解的复杂人生初味，却像一枚温柔的烙印，深深地嵌在我生命的脉络里，成为关于故乡、关于童年无法磨灭的注脚。

（作者：和建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