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北门街，曾有一家钢笔修理店。店铺坐西北朝东南，或许它向阳而生的暖意，无论寒暑，来店的顾客总是络绎不绝。店铺主人以热情著称，无论男女老少，他都笑脸相迎、暖意相送，让小小的店铺充满了人情味。

这家店铺是20世纪60年代就开了，店主是一位姓杨的年轻人。那时我刚上小学，遇上星期天，很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看杨师傅修钢笔。记得那时店铺里钉着一块帆布，上面挂满了修理好的各式各样钢笔。在我们眼中，那简直是财富的象征，因为那时钢笔价格高货也少，一般人很难买得起一支钢笔。

再看杨师傅修钢笔，觉得就像耍魔术，他摆弄着镊子、钳子，不多时便能让一支钢笔“起死回生”。如果遇上修理笔尖，那可就得费时了。他先用细砂条轻轻打磨笔尖，然后在一块小巧的黄铜板上反复磨合抛光，过程中还不时地戴上放大镜查看光洁度。为了试笔，他在纸上写写画画。见我们看他笑了，他便把我们龇牙咧嘴的样子画在纸上。杨师傅除修理钢笔外，还收购旧钢笔或笔尖。那时听说金星钢笔的笔尖是金子做的，价格很贵。

后来，我回到鹤庆，一去便是4年。1971年4月回到中甸（今香格里拉市）上中学，杨师傅的修笔店依然在老地方。不过门口多了一块伟人语录牌，上面的文字很有意思：“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要靠这两杆子。”如今想来，那或许就是杨师傅有创意的广告牌了。那时我注意到杨师傅，已经不再是年轻帅气的样子，体型微胖、满脸堆笑，两只手的指缝已被墨水染得黝黑，那颜色好像再也洗不掉了。而光顾门店的人依然很多，当中有“耍枪杆子”的士兵，更多的是“耍笔杆子”的学生。

也就这年的国庆假期，父亲刚领到工资，就先给我和弟弟买了两支英雄牌钢笔。得到钢笔的我满心喜悦，当晚把它放在枕头下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发现枕头下和床单上都留下了大片墨渍，而那支新钢笔的笔杆已经被我压断了。怕父母为此事伤心，我便瞒着家里所有人。毕竟那时这支钢笔的价钱，够我在学校里当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我悄悄找到杨师傅，请他帮我修理。

杨师傅拧开钢笔后对我说：“小伙子，用钢笔可要斯文哟，比不得拿锄头把子。”说完，他从几支旧笔中，找到一支合适的内杆，用一把牙刷在清水中清洗干净，之后把它安到了我的笔里。见一切完好如初，我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而他只收了我5角钱。

就因为这支笔经历了“重生”，所以我对它更加爱惜。1975年8月，我到了农村下乡当知青，之后有机会到曲靖学习腐植酸铵制作技术。也就在路过昆明期间，我请人在这支钢笔杆上雕刻出昆明西山龙门图案，并配上“别有洞天”的草书字样，还刻下我的名字作留念。从此这支笔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意义。没想到3年后的1978年的一天，这支有着西山龙门风韵的笔，“龙门峭壁”竟成了一道裂纹，进而整个笔管外壳完全破裂，让我心痛不已。

无奈之下，我只好再次带着笔找到杨师傅。那时杨师傅胡子拉碴，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接过笔后，他摇了摇头对我说：“年轻人爱赶时髦，把笔杆都耍裂了。”语气中带着几分嗔怪，却依旧是那份熟悉的亲切。接着他还是从一堆旧笔中，寻找与我钢笔一样的笔杆，但外壳颜色差异却很大。他便说：“没有更合适的笔杆了，这个配得上，但颜色不一样，你要不要？要的话送给你了。”

看来不要也没办法了，我只好说：“要吧。”杨师傅递给我笔，突然叹了口气：“如今这年月，写字的人多了，修笔的人却少了。”看他情绪有些低落。“为什么呀？”我问。“就因为圆珠笔便宜了，人家都不用钢笔了。还听说现在生产出了一次性笔。要这样下去，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发黄的老笔记本，翻开笔记本，指尖轻轻抚过页间的字迹，轻声道：“这上面登记着我为顾客换笔尖的时间。你看，上面的字迹是他们亲笔签名。可惜有的人已经过世了。”笔记本上排列整齐的日期、签名，就像诗人笔下的一行行诗。“诗行”中很多人我都认识，有我父母的同事和我们学校的老师。再看那一个个潇洒的签名，我仿佛看到的是他们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我说：“您这笔记本很珍贵，记录了古城的老时光呀。”

这次，杨师傅没有收我修笔费。此后不久我结束了知青生活，参加了工作。可当我带着钢笔，准备找杨师傅更换一个笔尖时，却没想到修笔的店铺已经人去楼空，问周边的人，都说：“杨师傅回老家了。”

杨师傅和他的修笔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淡出了独克宗古城的街景，也淡出了我的生活。但那曾经向阳的店铺、曾经满是墨水的手指，以及“枪杆子、笔杆子”的独特语录牌，都深深镌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印记，也见证了钢笔与一代人的芳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