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环境法典为引领 推进迪庆高原生态治理现代化

生态是高原最厚重的底色，法治是生态最坚实的保障。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第一年。这部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于8月15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起施行，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它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走向体系化、成熟化、现代化。迪庆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三江并流”腹地，既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深度厘清生态环境法典要义、审视区域生态禀赋、探索适配涉藏地区的治理新路，既是落实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政治责任，也是迪庆绿色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明晰生态环境法典要义，筑牢法治根基

生态环境法典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魂和纲，突破以往单行生态法律法规碎片化、衔接不畅的局限，以系统性思维重构生态法治逻辑。生态环境法典共５编1242条，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立足我国国土空间差异化特征，兼顾生态保护刚性约束与区域发展弹性空间，形成诸多贴合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

生态环境法典坚守生态优先原则，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写入法定准则，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刚性管控要求，从法律层面划定不可逾越的生态安全边界；完善生态补偿、生态损害赔偿、多元共治等制度，平衡保护地区与开发地区的利益分配，破解权责失衡难题；设绿色低碳发展编，引导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为生态禀赋优越、经济发展滞后的欠发达地区预留绿色发展通道。同时，生态环境法典充分考量民族地区、高原地区、流域源头地区的特殊生态定位，在跨区域联防联控、生物多样性保护、原生生态系统维护、民族生态文化传承等方面作出倾向性制度安排，为涉藏地区因地制宜开展生态治理提供了法定依据。对迪庆而言，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约束开发行为的法治红线，也是盘活生态资源价值、赋能民生发展的政策红利。

二、审视生态现状，厘清禀赋特质

（一）治理扎实推进，生态成效斐然。

长期以来，迪庆锚定生态立州战略，严守高原生态安全底线。全州严格落实国土空间管控要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国土总面积比重超六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日趋完善。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工程，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稳步攀升，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持续强化。全域空气质量常年保持优良，江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优，土壤环境总体洁净，高寒净土底色持续擦亮。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迪庆依托独特垂直立体气候，持续强化滇金丝猴、黑颈鹤、雪豹等旗舰物种栖息地保护，搭建智能化监测网络，珍稀物种种群稳步回升。在保护基础上，迪庆稳步培育生态旅游、高原特色农业、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全域低碳发展氛围逐步形成，为生态环境法典落地筑牢了生态与产业双重基础。

（二）禀赋特征鲜明，生态属性特殊。

迪庆生态兼具独特性、重要性、系统性三大天然属性，同时伴生不可规避的脆弱性。从自然禀赋看，迪庆地处两大高原过渡地带，地形割裂、海拔落差极大，雪山、峡谷、草甸、湿地交织分布，造就典型而独特的高原生态系统；作为“三江并流”腹地，境内江河串联，是长江上游关键水源涵养地，生态服务功能辐射长江中下游广袤区域，国家生态战略地位突出；全域生态要素紧密关联，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形成有机整体，流域联动性、系统整体性特征显著。但高寒气候导致植被生长缓慢、土壤层稀薄，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极差，一旦遭受破坏，修复周期漫长且成本高昂。冰川退缩、冻土消融、草场退化等气候衍生问题逐年凸显，自然层面生态压力持续加剧。

三、剖析发展梗阻，研判治理困境

（一）治理能力薄弱，管控体系滞后。

迪庆地广人稀、管控范围辽阔，基层生态执法专业人才短缺，智能化监测设备覆盖率有限，传统人工巡查难以适配精细化管控要求。部门间协同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域、跨流域联防联控衔接不畅，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应急处置机制不完善，治理碎片化问题依然存在，难以契合生态环境法典系统化、一体化治理的法定要求。

（二）产业结构单一，转型动能不足。

迪庆经济长期依赖传统农牧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生态旅游存在同质化开发、粗放运营问题，文旅融合深度不足，过度依赖自然景观资源，文创产品与深度体验业态发展滞后。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率不足，绿色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化经济动能，保护与发展的平衡关系仍需优化。

（三）惠民机制不畅，利益联结偏弱。

现有生态补偿标准偏低、覆盖范围有限，市场化补偿机制尚未成型，资金来源单一。守绿难致富问题尚未彻底破解，生态护林、草场管护等公益性岗位体量有限，部分偏远村寨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仍存在脱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转化效率不足。

（四）法治基础薄弱，普法宣传不足。

地方现行生态保护条例和政策与生态环境法典适配衔接不足，部分老旧政策条文滞后于新法要求，配套细则不完善。基层干部、各族群众生态法治意识参差不齐，普法方式相对单一，语言与认知壁垒客观存在，民族传统生态智慧尚未充分转化为现代法治治理效能，生态环境法典落地仍需打通制度、意识、实践多重壁垒。

四、优化治理路径，擘画绿色蓝图

（一）夯实法治根基，完善治理体系。

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根本遵循，稳步推进地方性法规修订，清理不符合新法要求的规范性文件，细化草原管护、湿地保护、流域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配套细则，构建生态环境法典兜底、地方性法规补充、配套政策落地的层级化法治体系。依托林长制、河长制、湖长制完善网格化管控，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建立金沙江、澜沧江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强化滇川藏毗邻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加大基层执法设备与监测平台投入，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项培训，规范执法裁量标准，兼顾执法刚性与民族地区人文温度。

（二）坚持系统修复，筑牢生态屏障。

严格恪守生态环境法典空间管控要求，永久守住生态保护红线，严控开发建设强度。聚焦流域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湿地萎缩等突出问题，实施针对性生态修复工程，强化纳帕海、碧塔海等重点湿地综合治理，优化草场载畜管控，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完善全域智能监测网络，划定珍稀物种专项保护区域，严厉打击非法捕猎、乱采滥挖行为。建立冰川、冻土动态监测预警机制，提升高原生态系统抗风险能力。

（三）深耕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

优化全域产业结构，深耕“香格里拉”生态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与民族民俗、非遗深度融合，严控旅游开发强度，实现开发与保护双向共赢。升级高原特色农牧业，推广绿色种植、生态养殖模式，培育有机农特产品牌，搭建产销一体化链条。科学布局水能、光伏等新能源项目，持续推进交通、建筑、生活领域低碳改造。强化校地、政企科研合作，开展高原生态修复、生物保育专项技术攻关。

（四）聚焦生态惠民，稳固民族团结。

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生态补偿制度，主动争取国家、省级专项补偿资金，提高森林、草原、流域补偿标准。探索市场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依托碳汇交易、生态文旅等模式盘活生态资源资产。增设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吸纳本地各族群众参与森林巡护、河道管控等工作。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完善村寨污水、垃圾处理设施。传承各民族敬畏自然、守护山水的传统生态理念，将民族习俗、本土文化融入法治宣传，以生态和谐助推民族团结、边疆稳固。

（五）厚植生态文化，构建共治格局。

构建多层次普法宣传体系，将生态环境法典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基层宣讲、校园教学重点内容，结合藏汉双语宣讲、民俗活动科普、短视频新媒体传播等方式，破除语言壁垒，让法条规定通俗化、本土化。培育高原特色生态文化，深度挖掘雪域文化、神山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畅通公众监督渠道，依法公开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与执法结果，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履职、全民参与、社会共治的现代化生态治理格局。

以法治护航雪域净土，以绿色夯实边疆根基。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为迪庆生态保护划定了法治边界、明确了发展方向、赋予了制度动能。迪庆应当牢牢把握法典要义，立足高原实际，以法治完善治理、以修复稳固基底、以产业激活动能、以惠民凝聚合力，持续擦亮“香格里拉”生态名片，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在雪域高原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为涉藏地区生态现代化治理、边疆长治久安、各族群众共同富裕贡献迪庆智慧与迪庆力量。

（作者单位：维西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