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家的张先生

来源:香格里拉网 作者:殷著虹 发布时间:2019-02-12 12:18:26

    张先生是我这篇叙事散文的主人翁。我认识张先生是在“文革”初期,那时我还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父母把我转到鹤庆县城读书,让我和弟妹寄居县城后街姨妈家里。也就在我生活在姨妈家的岁月里,我几乎每天都会和这位张先生相遇,开始就觉得这位张先生有着不凡之处。说他是机关工作人员吧,却常见他头戴草帽、肩扛农具;而说他是农民吧,却又见他穿戴整齐,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他从来都是早出晚归,来去匆匆地从街道上走过,很少见他和人搭讪和套近乎。而每逢在狭窄的巷子里和人相遇,他又总是主动为别人让路,若是遇到上了年纪的人过路,他要么主动搀扶,要么站在路边,向老者鞠躬致意。

就因为如此,我对这位张先生印象很深。后来才知道,这位姨妈家的邻居张先生,大号叫“张学智”,是文姓人家的上门女婿。按理张先生到文家上门做女婿,算得上是日久天长了,可街坊四邻的人似乎对他还很陌生。原来这位文家的张女婿婚后不久就“犯了错误”,被单位开除了。这还不要紧,他还惹上了牢狱之灾。我初见他那会,他从牢里出来还不久。就因为张先生是“劳改释放分子”,他获释之后没有了城镇户籍,被安置在县城边的一个生产队里插队,而由于他在生产队里没有住所,所以只能起早贪黑,往返于县城和生产队之间。

    张先生有一对女儿,大女儿文庆华小我两岁,而小女儿文庆红却还是不满周岁的孩子。由于张先生的妻子在距县城较远的乡下供销合作社里工作,所以两个女儿都由张先生的岳母文老太带着。因为这户人家分多聚少,导致大女儿文庆华见到她的父亲时还很拘束,不会叫唤父亲。而小女儿文庆红却只认得文老太和父亲,不认得自己的母亲。

    可是这位为人之父的张先生,在家里却没有任何的尊严,他岳母文老太十分嫌弃他,说因为他让文家在街坊邻舍抬不起头。为此,文老太多次提出要女儿和张先生一刀两断,哪知待张先生出狱后,女儿非但不离婚,反而又生了个小孙女。至此,铁石心肠的文老太,便把张先生当家奴来看待,只要见张先生收工回到家里,便随意使唤着张先生做家务。而仪表堂堂的张先生却任由丈母娘使唤,低三下四地生活在这个妇孺家庭,就连在家里吃饭动筷都要看文老太的脸色。

    那时我年纪小,很不懂事。按理都是街坊邻舍,论年龄我应该管张先生叫“阿叔”,只因为听说他是“劳改释放分子”,便认为他是“坏人”,所以一直都不曾对他有过任何称呼。可也就在那时,我心里也很困惑,总不能把张先生与“坏人”联系在一起。在我眼里他不像是个坏人,相反觉得“好人”也未免像张先生那样,做到与人为善、毕恭毕敬。为此我问过姨妈:“文庆华她爸是坏人吗?”姨妈告诉我说:“人家是改造好的人,你得有礼貌,管人家叫阿叔才对。”可我还是始终没叫出“阿叔”二字。那时不仅是我,街坊邻舍的所有半大孩子,都不曾对张先生作任何的称呼。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了文家院子里玩,我见到张先生没做家务,他捧着一本书专心致志地阅读。只是那本书的封面用报纸包住了,为此我想,那一定是一本精彩的小说。可又见他一边看书,一边还在书本上写字。出于好奇,我们便躲在墙角偷看他。不巧文老太带着孩子回到家里,她见到张先生看书便一脸不高兴,骂道:“书、书、书,你是嫌输得不够,还看什么书?剁猪食去!”

    张先生无奈,便把翻开的书反搁在餐桌上进了厨房。我趁机拿起张先生的书来看。让我惊讶的是那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张先生阅读的文章是《愚公移山》,在书页空白处,他工整的写着心得体会。也就在我想认真看他所写的字时,他走出了厨房。“《愚公移山》这篇文章你们念过吧?”张先生问我。“当然念过了,我还会背呢。”我回答。“会背了,还得会理解。毛主席说‘下定决心’,‘决心’是什么?老师是怎么教你们的?”那时我才知道这位张先生还真有学问。“决心是信念,是胜利的保证。为胜利要持之以恒,要不懈努力。”他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这便是我和这位张先生的第一次交谈,这次接触后,我彻底打消了他是“坏人”的看法。以后的一次,他先是把一本文革前的读物《英雄的徐学慧》借给了我,但不知为何,他突然不让我把书带走,说只能当着他的面看,而且要我保证不告诉别人看书的事。我答应了他,并用一下午时间看完了书,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里提及到苏联,也提及到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人物保尔·柯察金。原来张先生是怕人拿“苏修”说事。其实那时徐学慧是省里的领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还不是禁书。

    也就在我和张先生接触后不久,一天他们家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说他夫人在农村供销社的运动中,长期忧郁导致病亡。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文家如同遭受晴天霹雳。街坊邻舍的人都纷纷来到文家安老抚幼,以怜悯之情帮助不幸的文家治丧。而按照当地风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抬进城里的,所以灵柩就得直接送往墓地。而按照风俗习惯,送别死者时,需由死者至亲晚辈背一碗祭饭,引路送灵柩到墓地安葬,可由于死者膝下没有男儿,文家亲戚又没人愿意背这碗饭,一时间让送葬的事难以进行。而让人意外的是,哭诉的张先生毅然背上了那碗祭饭。见此情景,所有参加丧事的人都伤感得落下泪水。

    张先生的夫人死了,文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全家的开支落到了张先生一人身上。按理文老太应当感激这位有情有义的女婿才是,可那时的文老太已经气急败坏,她把家里的不幸全归咎于张先生命硬。说张先生克了她的女儿,害了她的家庭。于是变本加厉地虐待张先生,那凶恶的架势,试图把张先生逐出家门。然而张先生任由岳母的打骂,依旧和自己的女儿们在一起,厮守破烂不堪的几间房屋,忍辱负重地煎熬在苦难的时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情的风雨终于过去了。1980年,历经坎坷的张先生获得了平反,大理州委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公职,接着他官复原职,重新出任鹤庆县公安局长。戏剧性的人物角色转变,让街坊邻舍又惊又喜。而大起大落的张先生,彷佛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那时我才知道,张先生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解放后成为了党的干部。只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反对按领导旨意办案,被蒙冤多年而无处伸冤。

    时过境迁。正当这位局长成为人们的议论话题时,街坊四邻的人都说,张先生应该离开文家了,应该再娶个太太安生度日。而文老太的内心也忐忑不安,她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失去理智,故意刁难自家女婿。由此她既怕张先生离开文家,让自己颜面丧尽;又怕张先生不离开文家,让自己里外不是人。然而让文老太没想到的是,张先生却说:“没有妻子当初的忠贞等待,没有岳母照看两个孩子,这个家早就没了。没有这个家,我也就走投无路,等不来今天。所以我绝不会离开文家。”他用补发的工资交党费之后,剩下的钱修缮了文家的房屋,依旧和丈母娘和女儿们朝夕相处,仍然是平平淡淡地走在后街的小巷当中。

1981年,我在离开鹤庆县多年之后,回鹤庆探望姨妈时遇见了张先生。他虽然苍老了很多,但精神不减当年,仍旧风度翩翩,得体的制式警服在身上显得威严,大檐帽取代了他当年的草帽。见到他时,我还真不知怎么称呼他才好,好不容易从齿缝中挤出“阿叔”两字。当他得知我在中甸县农机培训站工作时,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和别的孩子不一样,适合去做文字工作,记住多读点书,好好深造。”

    也就那年,姨妈告诉我说:“文老太对女婿的态度变了,她劝张学智再婚。说就算找个女的到文家,她也同意了。可不知这文家是哪里修来的福,主动找张学智的人很多,但他就是不愿再婚,也还是不离开文家。”那时我还知道张先生的大女儿文庆华已经到县商业局工作了,小女儿也已经上初中。

    有道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正当这位传奇的张先生意气风发大展身手时,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机构改革正拉开了帷幕,他便从领导干部岗位退了下来,很快便又离休回到了家中。此后,他们家大女儿成婚了,佳婿进门时,当地书法家给文家送来一幅字画,上面文字耐人寻味:“赠张先生,学高智深:千辛万苦扬眉不低,苦尽甘来今日之事。”这还真是道出了张先生不平凡的人生。

    常言道:“好人终有好报”,然而现实并不完全如此。正当张先生本该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时,夕阳晚霞却没给他留下风光。一场大病之后,让他瘫痪在床无法动弹。好在他女儿和女婿也都很孝顺,无微不至地照看着他,让他减轻了病痛的折磨。遗憾的是2001年张先生驾鹤归西了。那时他年逾90的岳母文老太却还康健,文家再次经历了一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张先生去世了,街坊邻舍们为之悲痛和惋惜,也因如此,邻里乡亲都说:张先生是一位好女婿、好父亲,好党员和好干部。可也有背地里诅咒文老太的,说她克了自家女儿又克女婿。然而谁克谁都是迷信之说,只不过是邻里乡亲路见不平,表露爱憎的情绪罢了。这足以说明人们怀念张先生,也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位值得称颂的人。


责任编辑:王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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