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逸闻（4则）

  老虎过金沙江

  被称为“人类冒险最后乐园”的金沙江虎跳峡，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东南部。峡长16公里，落差213米，分上、中、下三段共18处险滩，沿途谷坡陡峭，壁立千仞，江面狭窄，急流狂奔。游人到此，莫不为其惊险雄奇的景象所折服。
       为何把这段江峡叫“虎跳峡”？因上段（上虎跳）有一“虎跳石”突兀江心。据说曾有猛虎踏石跃峡，往返于两岸的莽林荒野间，故在民国28年的段缓滋编纂《中甸县志》中有如下记载：“无论人类不能逼近，即飞鸟亦不敢低视回翔，唯猛虎运足神力始能飞越。”但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专题片《话说长江》第三回《金沙的江》里却断言：“如果没有百米长的跑道，老虎本事再大，也难跳过30米的江峡。”还戏谑“除非它有翅膀，连跳带滑翔。”
       其实，“猛虎跳江峡”并非传说，不过，猛虎借助之石并不是现今突立于江心的“虎跳石”，而是另一早已葬身水底的巨石。
       纵观峡谷两岸地势，东岸玉龙雪山峰壑相间，人迹难至，为野兽栖息繁衍的天然去处，而西岸哈巴雪山坡度稍缓，辟有田垅牧场，常有牲畜徜徉其间，猛虎隔岸眼馋，免不了运足“神力”，借助江心巨石飞越过江扑食牛羊。有来必有回，正因为这种事情古代时常发生并被当地居民目睹，“虎跳”之说才被世人所认同。
       在距上虎跳2公里的下诺于村，有一位名叫吴桂秀的老人，生前曾讲述过她16岁那年（1889年）阴历三月的一天中午，亲眼看见一只大猫（老虎）从东岸跃过江来，咬死一头牛。据吴桂秀回忆，老虎过江时，先“一个箭步跃到右边江心大石头”，坐在平台上，大吼一声，“再跳过左岔江水到西岸。”
       关于“右边江心大石头”，吴桂秀老人的孙子、退休教师罗明光至今仍有记忆，并在《中甸县志通讯》上撰文叙述甚详。1949年夏秋之交江洪暴涨，将巨石掀翻裂为三块没入深水之中，从此左岔江水才变宽了。可见从前猛虎借助踏步的并非现在“孤峰突起，屹然独尊”的虎跳石。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虎跳为金沙江较窄的一段，涨潮时江面也宽不过30米，枯水季节则只有16米，加之有“右边江心大石头”可供踏跳，躯长力壮的猛虎若急于过江，当不至于非要借助百米跑道助跑或长上翅膀连跳带滑翔才能过江。
       东巴文化发源地
       迪庆州境内生活着近四万纳西族同胞，其中八千多人聚居在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白地一带。他们自称“纳罕”，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朴的风俗和宗教仪轨，有“东巴文化中心”之称。
       纳西族源于氐羌，约在公元前七世纪由北往南迁移，至四川永宁（今冕宁）分为两支：一支往南入盐源；另一支往西经俄亚（四川南部）沿无量河至金沙江边“若喀地区”再南下到白地，然后东渡金沙江至丽江。迁徙过程中他们产生了宗教及文字，在白地“发扬而光大之”，经过漫长演变逐渐形成东巴文及东巴教。1987年在白地渣日发现纳西先民岩画，为东巴文字雏形。“由于文字、经书、宗教都有很大发展，形成以中甸白地为中心的‘东巴文化’。”（和志武：《东巴教和东巴文化》）。
       东巴文化，一般指纳西族东巴教的教义、典籍、仪轨以及在宗教活动中所产生的绘画、音乐、舞蹈、民间文学等。如前所述东巴教产生和发源于纳西族先民迁徒和后来定居过程中，因此既有原始巫教的一些内容，又有不少人为宗教成分。东巴教固有的祭司，称“东巴”，他们集诵经、祭祀、歌舞、绘画于一身，有的还是名医、巧匠，被尊奉为“人神之间的传话人”。东巴教仪式用一种特殊的象形文字记录下来，即“东巴经”。东巴经内容丰赡，共计十二万卷，一千五百种（挪威著名语言学家博克曼博士统计数），涉及哲学、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天文、医学，还有诗歌、散文、音乐、舞蹈等纳西族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被誉为“中国用文字记载最早的舞谱”的《蹉姆》（跳神舞蹈规程），即是东巴经之一。至于东巴经卷白地收藏甚多，可惜“文革”中被毁去不少，迄今仅民间仍存二千册以上。东巴文，如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中国甲骨文字那样，是种通过形体展现内容的表意文字，纳西语为“色鲁纠鲁”（木石痕迹）。我州东巴学者杨正文经过调查证实：方国瑜先生在《纳西象形文字谱》中所列的十六大类三百九十多种小类东巴文，在白地几乎都有。白地被称为东巴文化的中心，除上述所列举的文字及经卷因素外，更主要的还因为白地是东巴教的发源地。文化，作为宗教的载体，东巴文化与东巴教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
      《圣祖丁巴什罗传》中记载：丁巴什罗是在一个白天白地、白山白水的地方修炼而成为东巴教祖师的，这个地方当是白地的白水台无疑。如果说丁巴什罗仅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不足为据，那么东巴教最有影响的第二圣祖阿明什罗，确是白地水甲村人，至今后代已发展到四十余户，家族中出现过著名的大东巴十余人。他们的徒弟除遍布迪庆境内的东巴教盛行地区，还有专程从丽江、宁蒗乃至四川木里、盐源等地前来学习经卷、技艺的东巴。由于东巴教圣祖及白地大东巴的影响，白地逐渐成为东巴教徒的朝圣地，故有“没到过白地，不算真东巴”之说。东巴文化似江河之水，愈到下游愈丰富。但是，中心在香格里拉的白地，却是东巴学者们公认的事实。
       堡垒更促民交往
      “纳西族木天王斯那劳登，在涉藏地区一路筑起堡垒。堡垒雄踞在山头上，像兽王狮子居高临下。”这首流传在德钦县的藏族歌谣，反映了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俗称“木天王”）进军西藏时推行“堡垒政策”的真实情景。歌中所唱的“斯那劳登”，是迪庆等地藏族对木天王的尊称，意为“长命而刚强的人”，泛指几代的木氏土司。有时“斯那劳登”又被称为“萨当汗”，即丽江王。
       元、明以来，木氏家族在滇西北逐渐崛起，由于统辖地面具有“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籍为屏蕃”的战略位置，得到中央皇朝的重视和扶持，成为朝廷在西南边陲的辅佐力量。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公元1522-1573年），从木公、木高直到木懿几任世袭土司，仿效明成祖朱棣“七下西洋，示富天下”的做法，热衷藏事，派兵远征，其势力达今滇川藏结合部，远至查木多（昌都）一线。在与西藏政权的频繁交往中，甚至信奉了藏传佛教，每年选送五百童子入藏为僧，且度地建寺百座。
       木氏土司为了巩固其占领地，在进军途中凡关隘要冲都修筑了堡垒。堡全以土夯筑，底部成正方形，下宽上窄，占地不少于2平方丈，高约三至四丈。木氏进藏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过德钦的“南路”，另一条是伸向甘孜的“北路”。在这两条线路上，今天仍然随处可见当年堡垒的断壁残垣。其中小中甸的“木天王城”尤为壮观，虽经几百年的风雨剥蚀，莽莽荒草早已淹没了当年雄姿，但还能辨出主楼与碉堡错落鼎足的痕迹，可谓堡垒之城。土堡在西藏察隅、那曲，甚至离拉萨仅三日行程的贡布巴拉，都有遗存。在四川甘孜一带，这类残留的土堡被统称为“姜（丽江）房”，有人怀疑为木氏所筑。德钦民间传说：木天王当年进藏的兵马极多，每到一地就征调百姓修筑堡垒。1958年时曾拆除一些土堡，发现不少赤脚印迹，可见被调集的多系贫穷者。在德钦县羊拉乡布丁地方，还在土堡中挖出一具很大的骨架，看来工程是极其艰难的。
       尽管木氏土司进藏不纯粹是军事目的，但沿途拥兵自重的局面已成事实。随着木氏势力扩张，许多纳西人移流藏区，定居下来。德钦境内的巴美、松顶等村寨，直至西藏盐井，至今通行纳西语言，保留纳西习俗，自称木氏后裔。当地藏民也认为，造梯田、开渠引水以及插秧种稻是纳西族教的。木天王进藏，为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起过积极作用，可见堡垒更加促进了纳西族和藏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溜索变铁桥
       从德钦县城阿墩子古镇乘车沿214线国道北上40公里，但见澜沧江上一座铁索桥凌空飞架，气势如虹，这便是迪庆境内第一座人马吊桥——普渡桥。因桥西岸连溜筒江村，又称“溜筒江桥”。这里是茶马古道从云南进入西藏境内的重要渡口，自古有“溜筒锁钥”之称。
       澜沧江流入梅里大峡谷后，沿岸地势陡峭，壁立千仞，“盖江在大雪山之阴，雨则水涨，晴则雪消，故江流奔注无歇时，舟筏不能存，桥成则断。”（见《三省入藏程站记》）多少年来，溜索便是唯一的渡江工具。溜索，系用竹皮扭结而成的篾绳。过江的人用皮绳将身体捆坠在一形如筒瓦的溜壳（即溜筒）上，就势顺索道从高处凭惯性向对岸滑行，靠岸时手足并用沿索攀援，始能上岸。马匹货物用同样的方法溜过江面。每年不知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被汹涌的江涛吞没。
       1923年秋天，美国著名学者洛克到三江并流地区考察探险，曾从溜筒江渡口过溜到达德钦。这位洋博士在事隔多年后仍然心有余悸，慨称这种原始的渡江方法是“生命系于一绳的冒险行动！”他还以一个旅行家的浓厚兴趣，记录了渡口的自然地理概貌以及溜索的长度、高度等数据。
       不过，国内史料中有关溜筒古渡的记载，更比洛博士的游记撼人心魄。清康熙辛丑年（公元1721年）初，云贵总督蒋陈锡亲自督军进藏。蒋氏到达溜筒江渡口，见人马拥挤，粮秣堆积如山，便调集军队及大批民工，增架竹索数十条施板其上形成便桥。不料总督过桥之时便桥颠簸不宁，骤然间“水高桥二尺余，波浪冲击，蒋公几至倾覆”，幸被亲兵“挟掖得免”。（见杜昌丁《藏行纪程》）终因惊吓成疾，不久命丧藏地。溜筒江之险恶，可见一斑。
       1946年，丽江纳西族商人赖耀彩发起修建溜筒江铁索桥的倡议，得到社会贤达及当地民众的支持。经多方筹措，1948年初春，72岁高龄的赖耀彩亲率工匠10余人，并运来用于桥身和扶手的铁链14根（直径约一寸），在渡口安营扎寨建造铁桥。10月，铁桥建成。纳西族文人和庚吉为赖耀彩这一义举撰文树碑以志。如今仍立于桥墩西侧的石碑，镌刻和氏所撰全文，称《修普渡桥记》。
       赖耀彩，公元1876年生于丽江古城，清光绪年间到中甸（今香格里拉）经商，后发展到德钦。抗战期间，其商号“仁和昌”在赖氏父子的苦心经营下实力不断壮大，将分号扩展到下关、昆明、康定、拉萨、加尔各答等地，拥有流动资金6000万元（银元），西藏人称“赖家昌”（即赖氏家族）。赖耀彩为人诚实笃信，乐善好施，曾多次出资修桥造田。他常随自营的马帮（约180匹），跋涉在茶马古道上，感受过渡口人马拥塞十天半月轮不上过溜的窘况，更为悬索渡江的凶险深深忧虑，立志造桥方便滇藏商旅。他的精神感动了贡山白汗洛教堂的安德瑞神甫，同意为他设计并协助铁索桥的施工。
       关于碑文的撰写人和庚吉，亦是丽江古城名人，清光绪壬辰科进士，曾在京任兵部主事，后到四川乐至当过知县。40岁告退还乡，潜心文墨，著有《退园韵语》《听琴轩墨审》等稿本传世。1951年，以84岁高龄仙逝。
       普渡桥石碑经历了数十年风雨剥蚀，碑文字迹已显模糊，个别文字甚至难以辨认，但从上下文句仍能揣读出原意。现将原文增补并加标点后抄录如下：
       我国西南边疆，山岭横亘，江流错综，藏族所居，物产丰饶。（奈因）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文化创史，至今仍保持其原始生活状态。（西藏）与滇西互市较密切，历史悠久。德钦属之沧江上游，为通康藏孔道，两岸山若陡绝，江流湍急，故设桥不易，舟辑不能，无法绕越。土人乃悬索渡江，谓之“过溜”，又名“溜筒”①。汉书《西域传》所载“渡索寻撞之国”即指（此）而言②。自中古迄今，历数千年不变。过溜者无论人畜往往心悸胆裂，魂魄飞越，且以生命为赌注，每年人畜货财之遭受损失亦不知几矣。识者悯之！
       丽江仁和昌宝号赖君耀彩，少时经商康藏，睹此惨况，发愿造桥利济行旅。民国二十七年，曾发起修建铁索吊桥一座，经呈准省府计划兴修矣。适抗战军事紧张，日冠窜陷南京、汉口，翌年欧战爆发，桥料无从购办，不得已暂时停搁。然而，念兹志亦君未尝一日去怀也，抗战胜利遂积极倡议兴修。承余君仲斌概损全部钢线三百余丈，又得马君铸材④李君增广⑤协助发起。丽江、德饮、西康官绅士商，或助以财，或助以力，尤其德饮三乡乡长⑥、四境民众出力最多，热忱踊跃，前所未有。君又自捐巨款数（万）元。
       民国三十七年春，君亲率工人赴德钦督修，风雨不息，寒暑不倦，同甘共苦，至诚感人，仅半年而工程告竣。（自此）行人方便，（连接）滇康藏三省之孔道（贯通。惟见）赖君殚心竭虑，几经周折，始克创建，化险为夷，通行无阻。（古人云）非常之壮举必待有非常之志（者）。赖君壮年报此宿愿，年逾古稀方完初志。（以下数行略）桥成命名“普渡”，（尊）佛慈航普渡之意也。
       解放后，随着滇藏公路的修筑和香格里拉至拉萨航线开通，沿着古道进出西藏的马帮逐渐消失。不过，人们不会忘记这条从云南延伸到世界屋脊的驿路。如今仍屹立在澜沧江岸的石碑，仿佛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向世人讲述着人类交通史上一段艰辛豪壮的往事。茶马古道上一首民族团结的颂歌，永远响彻云岭，回荡三江！
       注释：
       ①溜筒：指过溜使用的工具，因形似筒瓦，故名。
       ②溜索：古人称“撞”。《茂州志》《蜀中广记》等史籍中，有“悬撞渡索”“渡索寻撞之桥”的记载。
       ③余仲斌，名恂，1899年出生于丽江古城，纳西族，1927年赴北平大学预科就读，后因病休学回家，与其兄余伯平赴昆同谋发展民族工商业。由于经营明敏果敢，成为云南解放前较有成就的民族工商业者之一。余仲斌热心公益，造福桑梓。解放后，率先廉售所有资产，受到政府优待。1957年，病故，终年58岁。
       ④马铸材，名金品，藏名荣坤·次仁桑主，1891年生于中甸（今香格里拉）中心镇农民家庭，少年失学当店员，成年后从事马帮贩运。1920年侨居印度噶伦堡，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创“铸记”商号。马铸材身居异国，对华侨的爱国团结、文教福利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还在丽江、中甸捐资助学，义办实业。1959年，中印关系恶化，马铸材受印度当局迫害，在逆境中仍然保持民族气节，坚持真理。1962年回国，定居昆明。历任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省侨联常委等职。1964年逝世，享年73岁。
       ⑤李增广，藏族，德钦县升平镇人，民国初年曾任过地方团总，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德钦设参议会，经乡镇保民普选为参议长。
       ⑥三乡乡长，指云岭乡乡长禾德顺（土千总）、佛山乡乡长桑树林（土把总），燕门乡乡长吉福（土外委），均为德钦上层人物。1949年12月20日，参与德钦设治局和平起义，吉福、禾德顺被选为副县长，桑树林被任命为佛山区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