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逸闻(4则)

来源:香格里拉网 作者:杨增适 发布时间:2021-08-23 10:08:24

  老虎过金沙江

  被称为“人类冒险最后乐园”的金沙江虎跳峡,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东南部。峡长16公里,落差213米,分上、中、下三段共18处险滩,沿途谷坡陡峭,壁立千仞,江面狭窄,急流狂奔。游人到此,莫不为其惊险雄奇的景象所折服。
       为何把这段江峡叫“虎跳峡”?因上段(上虎跳)有一“虎跳石”突兀江心。据说曾有猛虎踏石跃峡,往返于两岸的莽林荒野间,故在民国28年的段缓滋编纂《中甸县志》中有如下记载:“无论人类不能逼近,即飞鸟亦不敢低视回翔,唯猛虎运足神力始能飞越。”但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专题片《话说长江》第三回《金沙的江》里却断言:“如果没有百米长的跑道,老虎本事再大,也难跳过30米的江峡。”还戏谑“除非它有翅膀,连跳带滑翔。”
       其实,“猛虎跳江峡”并非传说,不过,猛虎借助之石并不是现今突立于江心的“虎跳石”,而是另一早已葬身水底的巨石。
       纵观峡谷两岸地势,东岸玉龙雪山峰壑相间,人迹难至,为野兽栖息繁衍的天然去处,而西岸哈巴雪山坡度稍缓,辟有田垅牧场,常有牲畜徜徉其间,猛虎隔岸眼馋,免不了运足“神力”,借助江心巨石飞越过江扑食牛羊。有来必有回,正因为这种事情古代时常发生并被当地居民目睹,“虎跳”之说才被世人所认同。
       在距上虎跳2公里的下诺于村,有一位名叫吴桂秀的老人,生前曾讲述过她16岁那年(1889年)阴历三月的一天中午,亲眼看见一只大猫(老虎)从东岸跃过江来,咬死一头牛。据吴桂秀回忆,老虎过江时,先“一个箭步跃到右边江心大石头”,坐在平台上,大吼一声,“再跳过左岔江水到西岸。”
       关于“右边江心大石头”,吴桂秀老人的孙子、退休教师罗明光至今仍有记忆,并在《中甸县志通讯》上撰文叙述甚详。1949年夏秋之交江洪暴涨,将巨石掀翻裂为三块没入深水之中,从此左岔江水才变宽了。可见从前猛虎借助踏步的并非现在“孤峰突起,屹然独尊”的虎跳石。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虎跳为金沙江较窄的一段,涨潮时江面也宽不过30米,枯水季节则只有16米,加之有“右边江心大石头”可供踏跳,躯长力壮的猛虎若急于过江,当不至于非要借助百米跑道助跑或长上翅膀连跳带滑翔才能过江。
       东巴文化发源地
       迪庆州境内生活着近四万纳西族同胞,其中八千多人聚居在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白地一带。他们自称“纳罕”,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朴的风俗和宗教仪轨,有“东巴文化中心”之称。
       纳西族源于氐羌,约在公元前七世纪由北往南迁移,至四川永宁(今冕宁)分为两支:一支往南入盐源;另一支往西经俄亚(四川南部)沿无量河至金沙江边“若喀地区”再南下到白地,然后东渡金沙江至丽江。迁徙过程中他们产生了宗教及文字,在白地“发扬而光大之”,经过漫长演变逐渐形成东巴文及东巴教。1987年在白地渣日发现纳西先民岩画,为东巴文字雏形。“由于文字、经书、宗教都有很大发展,形成以中甸白地为中心的‘东巴文化’。”(和志武:《东巴教和东巴文化》)。
       东巴文化,一般指纳西族东巴教的教义、典籍、仪轨以及在宗教活动中所产生的绘画、音乐、舞蹈、民间文学等。如前所述东巴教产生和发源于纳西族先民迁徒和后来定居过程中,因此既有原始巫教的一些内容,又有不少人为宗教成分。东巴教固有的祭司,称“东巴”,他们集诵经、祭祀、歌舞、绘画于一身,有的还是名医、巧匠,被尊奉为“人神之间的传话人”。东巴教仪式用一种特殊的象形文字记录下来,即“东巴经”。东巴经内容丰赡,共计十二万卷,一千五百种(挪威著名语言学家博克曼博士统计数),涉及哲学、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天文、医学,还有诗歌、散文、音乐、舞蹈等纳西族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被誉为“中国用文字记载最早的舞谱”的《蹉姆》(跳神舞蹈规程),即是东巴经之一。至于东巴经卷白地收藏甚多,可惜“文革”中被毁去不少,迄今仅民间仍存二千册以上。东巴文,如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中国甲骨文字那样,是种通过形体展现内容的表意文字,纳西语为“色鲁纠鲁”(木石痕迹)。我州东巴学者杨正文经过调查证实:方国瑜先生在《纳西象形文字谱》中所列的十六大类三百九十多种小类东巴文,在白地几乎都有。白地被称为东巴文化的中心,除上述所列举的文字及经卷因素外,更主要的还因为白地是东巴教的发源地。文化,作为宗教的载体,东巴文化与东巴教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
      《圣祖丁巴什罗传》中记载:丁巴什罗是在一个白天白地、白山白水的地方修炼而成为东巴教祖师的,这个地方当是白地的白水台无疑。如果说丁巴什罗仅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不足为据,那么东巴教最有影响的第二圣祖阿明什罗,确是白地水甲村人,至今后代已发展到四十余户,家族中出现过著名的大东巴十余人。他们的徒弟除遍布迪庆境内的东巴教盛行地区,还有专程从丽江、宁蒗乃至四川木里、盐源等地前来学习经卷、技艺的东巴。由于东巴教圣祖及白地大东巴的影响,白地逐渐成为东巴教徒的朝圣地,故有“没到过白地,不算真东巴”之说。东巴文化似江河之水,愈到下游愈丰富。但是,中心在香格里拉的白地,却是东巴学者们公认的事实。
       堡垒更促民交往
      “纳西族木天王斯那劳登,在涉藏地区一路筑起堡垒。堡垒雄踞在山头上,像兽王狮子居高临下。”这首流传在德钦县的藏族歌谣,反映了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俗称“木天王”)进军西藏时推行“堡垒政策”的真实情景。歌中所唱的“斯那劳登”,是迪庆等地藏族对木天王的尊称,意为“长命而刚强的人”,泛指几代的木氏土司。有时“斯那劳登”又被称为“萨当汗”,即丽江王。
       元、明以来,木氏家族在滇西北逐渐崛起,由于统辖地面具有“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籍为屏蕃”的战略位置,得到中央皇朝的重视和扶持,成为朝廷在西南边陲的辅佐力量。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公元1522-1573年),从木公、木高直到木懿几任世袭土司,仿效明成祖朱棣“七下西洋,示富天下”的做法,热衷藏事,派兵远征,其势力达今滇川藏结合部,远至查木多(昌都)一线。在与西藏政权的频繁交往中,甚至信奉了藏传佛教,每年选送五百童子入藏为僧,且度地建寺百座。
       木氏土司为了巩固其占领地,在进军途中凡关隘要冲都修筑了堡垒。堡全以土夯筑,底部成正方形,下宽上窄,占地不少于2平方丈,高约三至四丈。木氏进藏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过德钦的“南路”,另一条是伸向甘孜的“北路”。在这两条线路上,今天仍然随处可见当年堡垒的断壁残垣。其中小中甸的“木天王城”尤为壮观,虽经几百年的风雨剥蚀,莽莽荒草早已淹没了当年雄姿,但还能辨出主楼与碉堡错落鼎足的痕迹,可谓堡垒之城。土堡在西藏察隅、那曲,甚至离拉萨仅三日行程的贡布巴拉,都有遗存。在四川甘孜一带,这类残留的土堡被统称为“姜(丽江)房”,有人怀疑为木氏所筑。德钦民间传说:木天王当年进藏的兵马极多,每到一地就征调百姓修筑堡垒。1958年时曾拆除一些土堡,发现不少赤脚印迹,可见被调集的多系贫穷者。在德钦县羊拉乡布丁地方,还在土堡中挖出一具很大的骨架,看来工程是极其艰难的。
       尽管木氏土司进藏不纯粹是军事目的,但沿途拥兵自重的局面已成事实。随着木氏势力扩张,许多纳西人移流藏区,定居下来。德钦境内的巴美、松顶等村寨,直至西藏盐井,至今通行纳西语言,保留纳西习俗,自称木氏后裔。当地藏民也认为,造梯田、开渠引水以及插秧种稻是纳西族教的。木天王进藏,为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起过积极作用,可见堡垒更加促进了纳西族和藏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溜索变铁桥
       从德钦县城阿墩子古镇乘车沿214线国道北上40公里,但见澜沧江上一座铁索桥凌空飞架,气势如虹,这便是迪庆境内第一座人马吊桥——普渡桥。因桥西岸连溜筒江村,又称“溜筒江桥”。这里是茶马古道从云南进入西藏境内的重要渡口,自古有“溜筒锁钥”之称。
       澜沧江流入梅里大峡谷后,沿岸地势陡峭,壁立千仞,“盖江在大雪山之阴,雨则水涨,晴则雪消,故江流奔注无歇时,舟筏不能存,桥成则断。”(见《三省入藏程站记》)多少年来,溜索便是唯一的渡江工具。溜索,系用竹皮扭结而成的篾绳。过江的人用皮绳将身体捆坠在一形如筒瓦的溜壳(即溜筒)上,就势顺索道从高处凭惯性向对岸滑行,靠岸时手足并用沿索攀援,始能上岸。马匹货物用同样的方法溜过江面。每年不知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被汹涌的江涛吞没。
       1923年秋天,美国著名学者洛克到三江并流地区考察探险,曾从溜筒江渡口过溜到达德钦。这位洋博士在事隔多年后仍然心有余悸,慨称这种原始的渡江方法是“生命系于一绳的冒险行动!”他还以一个旅行家的浓厚兴趣,记录了渡口的自然地理概貌以及溜索的长度、高度等数据。
       不过,国内史料中有关溜筒古渡的记载,更比洛博士的游记撼人心魄。清康熙辛丑年(公元1721年)初,云贵总督蒋陈锡亲自督军进藏。蒋氏到达溜筒江渡口,见人马拥挤,粮秣堆积如山,便调集军队及大批民工,增架竹索数十条施板其上形成便桥。不料总督过桥之时便桥颠簸不宁,骤然间“水高桥二尺余,波浪冲击,蒋公几至倾覆”,幸被亲兵“挟掖得免”。(见杜昌丁《藏行纪程》)终因惊吓成疾,不久命丧藏地。溜筒江之险恶,可见一斑。
       1946年,丽江纳西族商人赖耀彩发起修建溜筒江铁索桥的倡议,得到社会贤达及当地民众的支持。经多方筹措,1948年初春,72岁高龄的赖耀彩亲率工匠10余人,并运来用于桥身和扶手的铁链14根(直径约一寸),在渡口安营扎寨建造铁桥。10月,铁桥建成。纳西族文人和庚吉为赖耀彩这一义举撰文树碑以志。如今仍立于桥墩西侧的石碑,镌刻和氏所撰全文,称《修普渡桥记》。
       赖耀彩,公元1876年生于丽江古城,清光绪年间到中甸(今香格里拉)经商,后发展到德钦。抗战期间,其商号“仁和昌”在赖氏父子的苦心经营下实力不断壮大,将分号扩展到下关、昆明、康定、拉萨、加尔各答等地,拥有流动资金6000万元(银元),西藏人称“赖家昌”(即赖氏家族)。赖耀彩为人诚实笃信,乐善好施,曾多次出资修桥造田。他常随自营的马帮(约180匹),跋涉在茶马古道上,感受过渡口人马拥塞十天半月轮不上过溜的窘况,更为悬索渡江的凶险深深忧虑,立志造桥方便滇藏商旅。他的精神感动了贡山白汗洛教堂的安德瑞神甫,同意为他设计并协助铁索桥的施工。
       关于碑文的撰写人和庚吉,亦是丽江古城名人,清光绪壬辰科进士,曾在京任兵部主事,后到四川乐至当过知县。40岁告退还乡,潜心文墨,著有《退园韵语》《听琴轩墨审》等稿本传世。1951年,以84岁高龄仙逝。
       普渡桥石碑经历了数十年风雨剥蚀,碑文字迹已显模糊,个别文字甚至难以辨认,但从上下文句仍能揣读出原意。现将原文增补并加标点后抄录如下:
       我国西南边疆,山岭横亘,江流错综,藏族所居,物产丰饶。(奈因)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文化创史,至今仍保持其原始生活状态。(西藏)与滇西互市较密切,历史悠久。德钦属之沧江上游,为通康藏孔道,两岸山若陡绝,江流湍急,故设桥不易,舟辑不能,无法绕越。土人乃悬索渡江,谓之“过溜”,又名“溜筒”①。汉书《西域传》所载“渡索寻撞之国”即指(此)而言②。自中古迄今,历数千年不变。过溜者无论人畜往往心悸胆裂,魂魄飞越,且以生命为赌注,每年人畜货财之遭受损失亦不知几矣。识者悯之!
       丽江仁和昌宝号赖君耀彩,少时经商康藏,睹此惨况,发愿造桥利济行旅。民国二十七年,曾发起修建铁索吊桥一座,经呈准省府计划兴修矣。适抗战军事紧张,日冠窜陷南京、汉口,翌年欧战爆发,桥料无从购办,不得已暂时停搁。然而,念兹志亦君未尝一日去怀也,抗战胜利遂积极倡议兴修。承余君仲斌概损全部钢线三百余丈,又得马君铸材④李君增广⑤协助发起。丽江、德饮、西康官绅士商,或助以财,或助以力,尤其德饮三乡乡长⑥、四境民众出力最多,热忱踊跃,前所未有。君又自捐巨款数(万)元。
       民国三十七年春,君亲率工人赴德钦督修,风雨不息,寒暑不倦,同甘共苦,至诚感人,仅半年而工程告竣。(自此)行人方便,(连接)滇康藏三省之孔道(贯通。惟见)赖君殚心竭虑,几经周折,始克创建,化险为夷,通行无阻。(古人云)非常之壮举必待有非常之志(者)。赖君壮年报此宿愿,年逾古稀方完初志。(以下数行略)桥成命名“普渡”,(尊)佛慈航普渡之意也。
       解放后,随着滇藏公路的修筑和香格里拉至拉萨航线开通,沿着古道进出西藏的马帮逐渐消失。不过,人们不会忘记这条从云南延伸到世界屋脊的驿路。如今仍屹立在澜沧江岸的石碑,仿佛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向世人讲述着人类交通史上一段艰辛豪壮的往事。茶马古道上一首民族团结的颂歌,永远响彻云岭,回荡三江!
       注释:
       ①溜筒:指过溜使用的工具,因形似筒瓦,故名。
       ②溜索:古人称“撞”。《茂州志》《蜀中广记》等史籍中,有“悬撞渡索”“渡索寻撞之桥”的记载。
       ③余仲斌,名恂,1899年出生于丽江古城,纳西族,1927年赴北平大学预科就读,后因病休学回家,与其兄余伯平赴昆同谋发展民族工商业。由于经营明敏果敢,成为云南解放前较有成就的民族工商业者之一。余仲斌热心公益,造福桑梓。解放后,率先廉售所有资产,受到政府优待。1957年,病故,终年58岁。
       ④马铸材,名金品,藏名荣坤·次仁桑主,1891年生于中甸(今香格里拉)中心镇农民家庭,少年失学当店员,成年后从事马帮贩运。1920年侨居印度噶伦堡,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创“铸记”商号。马铸材身居异国,对华侨的爱国团结、文教福利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还在丽江、中甸捐资助学,义办实业。1959年,中印关系恶化,马铸材受印度当局迫害,在逆境中仍然保持民族气节,坚持真理。1962年回国,定居昆明。历任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省侨联常委等职。1964年逝世,享年73岁。
       ⑤李增广,藏族,德钦县升平镇人,民国初年曾任过地方团总,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德钦设参议会,经乡镇保民普选为参议长。
       ⑥三乡乡长,指云岭乡乡长禾德顺(土千总)、佛山乡乡长桑树林(土把总),燕门乡乡长吉福(土外委),均为德钦上层人物。1949年12月20日,参与德钦设治局和平起义,吉福、禾德顺被选为副县长,桑树林被任命为佛山区区长。

责任编辑:泽仁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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