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触颇深:“全村164户村民守着2.6万亩林地,却过着穷日子。”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转过年来的初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武平调研,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2008年,这项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走上了致富路。 这是一场涉及干部责任的制度性变革—— 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在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我县考核结果全省挂末。对此,县委、县政府集体深刻检讨,作为县委书记和全县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我负主要责任。” 2017年5月,贵州省天柱县委书记陆再义,在一次全省的大会上作出公开检讨。 看GDP,天柱并不差:在全省处中游,在所属自治州处上游,但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因为贫困人口识别退出不精准,在这次全省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中排名垫底。 在大会上作检讨,让陆再义深受震撼。“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境地。” 县里四大班子专门建了“知耻后勇脱贫攻坚”微信工作群;16个乡镇对脱贫数据逐一进行入户调查核实;每月开一次脱贫攻坚大比武现场会,各乡镇在擂台上晒成绩、亮短板…… 改革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广大贫困地区干部状态、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面貌,都“脱胎换骨”。 贫困地区党员干部不再唯GDP,贫困乡亲的生活小事成了他们的心心念念。 罗军元,由江西省农业厅派驻到井冈山新城镇排头村担任第一书记。翻开他的工作日志,就能感受到他日日挂心的“小事”:“搜集24个贫困户的‘微心愿’,让农业厅的同事认领;重阳节,为24个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上一床棉絮、一个暖手袋……” “微处发力,让百姓待自己就像朋友一样,能够和我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罗军元说。 这是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根本性变革—— 井冈山人便走在这条路上。 在江西井冈山下七乡,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卢琼芳在自己的“农村e邮”服务站点内展示当地特产井冈红米(2016年2月2日摄)。 清晨,黄坳乡刚刚从沉睡中醒来,乡电商服务站的黄小华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从开业到现在一年多,寄出了1.7万多个包裹,价值160多万元哩!”拿着厚厚一沓快递单,黄小华告诉记者,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贫困户生产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46户贫困户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冈山18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2446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山东沂蒙山的农民也走在这条路上。他们竟把自己种的蜜桃卖到了6000公里外的中东迪拜。 历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 沂蒙深处的毛坪村,有着果业种植传统。过去这里种出来的水果只在周边销售,果农辛辛苦苦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将蜜桃卖到迪拜的人叫刘宗路。 2015年,他得知迪拜的蜜桃价格很高,但路途遥远,往往还没运到迪拜就已经腐烂了。 别人听个热闹,刘宗路却上了心。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刘宗路越发觉得万里之外有商机。 他跑到上海,请教国内水果保鲜权威专家,改进储存方法;咨询了海关,改进了报关流程…… 刘宗路成功了。4万斤蜜桃到达迪拜,基本无损,几毛钱一斤的蜜桃,在迪拜卖到了十几元。 思路一变天地宽。 全面深化改革,打开了脱贫的万千路。 一根稻草抛不过墙,一根木头架不起梁。扶一把,送一程,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为反贫困斗争凝聚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入夜,秦巴山区深处的甘肃宕昌县。微弱的煤油灯下,一个男人攥着木炭,在坑坑洼洼的泥墙上一笔笔画着: 车头、车轮、车厢……粗糙的墙面上,浮现出一列火车的轮廓。 拼版照片:上图为1996年,甘肃陇南市宕昌县阿坞乡农民杨尕女抱着女儿在家中合影,身后的墙上是木炭画的火车,当时从未坐过火车的杨尕女梦想有一天能坐着火车走出大山。下图为2016年12月24日,杨尕女(右)和女儿在陇南市宕昌县新建成投用的兰渝铁路哈达铺火车站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