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即日起,本报与中共迪庆州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开设专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传承红色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讲述迪庆党史故事,力求与大家一起穿越历史云烟,共同体悟和传承先辈初心使命,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激励全州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在此摘登《中国共产党迪庆藏族自治州历史(第一卷)》(1941—1950.5),以飨读者。 迪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境内的戈登新石器文化遗址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人类就已在这里生息、繁衍。从德钦县纳古、永芝,香格里拉市尼西等地出土的石棺墓遗物看,在2300多年前,迪庆先民就在这里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吐蕃在今迪庆境内维西塔城一带设神川都督府,在金沙江上架起神川铁桥并设铁桥16城。吐蕃与南诏结成兄弟之邦后,迪庆地区便成为唐、南诏与吐蕃连接的通道,当地和内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元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云南涉藏地区划属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置达鲁花赤二员管理百姓,分封领地及属民,土司制度开始形成,迪庆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 明末清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进入迪庆,清政府在迪庆推行“兴黄教(格鲁派)以安众”,西藏地方政权委派官员前来管理当地,派出僧官管理迪庆地区较大的格鲁派寺院。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经地方要求,西藏地方政权停止委派僧俗官员,授权地方自行管理。自此,地方政权由土司执掌,松赞林寺堪布(大掌教)由本寺选举产生。后建立官(土司)、民(老民)、神(寺院)三方组成的联席会议——吹(春)云会议,政教共同商讨决定地方大事,形成特殊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清政府将迪庆地区划归云南。时逢清政府改土归流,考虑到迪庆地区情况特殊,虽派流官执政,但仍保留土司制度,将土司的世袭改为承袭制度。采取了“以流官管土官,以土目管土人”的“土流并存”制度。随着松赞林寺经济实力急剧膨胀,宗教权势渗透到基层属卡(庄园)乃至每个家庭。随着寺院势力的发展、土司经济势力的削弱,呈现出“以流为主,土流并存”的统治局面。 这一时期,迪庆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封建社会、奴隶制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状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迪庆经济萧条,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畜牧业生产自给不足。 全州80%的人口及地区处于封建农奴主经济占优势的农奴社会,土司、寺院控制着迪庆大部分土地和牲畜。农奴或农民每年每户需缴纳总收入20%—30%的赋税。农民使用草场、林地都得缴纳酥油、钱、粮。农民和农奴每年承担寺院的柴、草、杂派就有50多种,每年固定服役40多天外,还要义务为农奴主放牧、耕作、背水。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金沙江沿线及维西一、二、三区,极少的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牲畜及农具。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使用的农具简陋,粮食产量低,不能自给。牧区畜种退化,瘟疫流行,饲料不足,畜牧业得不到发展,畜产品很少。手工业以家庭副业为主,没有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家庭妇女纺线、织布、编竹器、制陶、酿酒等,大部分自产自用。中甸建塘镇、维西保和镇、德钦升平镇也有少数专业手工业者,其中还有兼营农业的。迪庆境内专业皮匠、银匠、铁匠、裁缝等手工业者,大多是从丽江、鹤庆迁入的汉族、纳西族、白族工匠。 迪庆境内商业被寺院、土司以及旅藏商贩所垄断。土司农奴主和上层喇嘛拥有大批马帮,专门从事贸易。旅藏商人资本雄厚,经营方式灵活,他们根据各族各阶层人民的需要,采取各种买卖方式,出售商品,收购土特产品。资本主义的势力也进入到这个偏僻之地,法国商人贝禄在升平镇一带专门收购麝香20余年;法国羊毛公司白利地长期在此采办羊毛。 迪庆长期交通闭塞,境内没有公路,运输全靠人背马驮,过江渡河用竹木筏、猪槽船及竹、藤溜索。与外界的联系则通过茶马古道。千百年来,茶马古道成为迪庆各民族与内地兄弟民族往来的通道。 生活在迪庆的各族人民,不但开发和建设着这块土地,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还有着为追求光明、维护民族利益,与封建农奴主、外来侵略者作斗争的光荣历史。早在唐咸通年间(公元860年至874年),迪庆当地群众就参加过“邦金洛”奴隶平民大起义。19世纪初至20世纪前半叶,这种反抗斗争更是此起彼伏。其中规模大、影响深的有维西恒乍绷起义、德钦阿墩子教案和金沙江两岸的“皇军”起义。 迪庆各族人民为求得生存不断进行的各种反抗斗争,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一起阻止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阴谋。由于这些自发的斗争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正确的政治纲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开创了中国近代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人民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结束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研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特别是工人阶级在运动中走在前列,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推翻旧制度,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使中国寻找到了一条革命的光明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有了前进的方向。1926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在昆明成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云南人民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广阔前景,云南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由于迪庆地处偏僻,境内土司头人之间争权夺利、互相仇杀,匪患连绵,民不聊生,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先进思想难以传入。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的火种传入迪庆,各族群众翻身得解放的夙愿才得以实现。 1936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经过迪庆,在迪庆活动19天,行程405公里,途经境内7个乡,22个行政村,114个大小村庄,前卫部队和后卫警戒部队途经中甸(今香格里拉)、维西、德钦三县。翻越3座大雪山,经历了与反动武装的2次战斗,160多名指战员长眠在迪庆高原。境内随军北上当翻译、向导的7人先后牺牲。 红军所到之处,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救亡的道理,在迪庆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对迪庆后来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未完待续) [摘自《中国共产党迪庆藏族自治州历史(第一卷)》(1941—1950.5)] (州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