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程

新年正月，维西大礼堂早已春潮涌动。像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维西大礼堂就迎来了第一批晨练的人们，其中有跑步的，有打排球的，有打羽毛球的，有使用健身器材锻炼的……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有私营企业主，有个体户，有农民，尽管身份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爱好运动的青壮年。

8时左右，第一批晨练的人相继离开了大礼堂，精神抖擞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这时，旭日从东边山头上冒出来，迎着晨曦，第二批健身的人们三五成群谈笑着来到了大礼堂。他们分两个团队：一个团队在小运动场（排球场）活动，另一个团队在大运动场（两块篮球场和一块舞蹈训练场）活动。在小运动场运动的团队以开展太极剑、太极拳健身活动为主，在大运动场锻炼的团队则以跳民族健身操为主。尽管身份、民族各不相同，但践行“我锻炼，我健康，我幸福”的行为自觉把他们连在了一起。这两个团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老年人，年纪最大的有89岁，年纪最小的也有53岁。

晚上，第三批锻炼身体的人们披着晚霞相继来到大礼堂。晚间锻炼的人们分为两个群体：最大的一个群体是跳民族健身操的。这个团体少时有30人，多时有100多人。他们中有青少年，也有老年人；有本地人，也有湖南人、四川人；有汉族，也有傈僳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晚上7时，民族健身操高亢的旋律响彻云霄，人们踏着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另外，有一个是利用健身器材锻炼的小群体。近10年来，大礼堂一方面加强绿化美化亮化工作，另一方面先后添置了许多健身器材，满足了部分居民强身健体的需要。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过去和未来，维西大礼堂也不例外。对于维西人来说，大礼堂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2013年以来，随着维西城区的快速扩容，新城区建成了能容纳万人的民族文化广场和现代化的民族体育馆等大型活动场所，但凡县里的重大活动都迁至新城区举办，维西大礼堂成了十字街、新街、府门前居民开展文体活动的重要场所。维西大礼堂还是一座百年维西史馆，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书。

在维西大礼堂建成之前，这里曾是一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六年的城隍庙。城隍庙紧挨着县衙（现在的福星医院），县衙背后就是天主教堂（现在的县委党校），离天主教堂不到500米就是福音堂（现在的县医院家属区）……据口碑资料，城隍庙是由信奉道教的人筹资建设的，逢年过节在这里举行庙会。庙会是当时重要的经济文化活动平台。赶庙会除了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所需外，还能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赶庙会期间，城隍庙周围摆满了丰富多彩的小吃和琳琅满目的生活用品，戏班子闪亮登场，有唱大词戏的，有唱花灯剧的，也有耍武术的，十里八乡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隍庙，人山人海，很是热闹，成了维西的一大景观。

大礼堂这一名字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维西第一座举办大型活动的建筑物的名称。这座大楼为砖木结构，具有典型的俄罗斯建筑风格，集开大会、放电影、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于一体。大礼堂的前面是一块宽敞的活动场地，既是开群众大会的地方，又是举行大型文体活动的地方。后来，这块活动场地建设了两块篮球场，但依然兼有召开群众大会和举行大型文体活动的功能。大礼堂这座砖木结构建筑物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初。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殊的文化烙印，大礼堂就是展示维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一个窗口。维西城隍庙消失在历史烟云中，赶庙会成了历史记忆。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大礼堂见证了维西历史的风云变幻，演绎了数不清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大礼堂是维西最重要的文化娱乐场所。那时，我居住的保和镇没有电视机，除了极少数领导干部家庭外，寻常百姓家连收音机都没有，到大礼堂看电影、看新剧是保和镇居民劳动之余的首选，但由于大礼堂座位有限，能够享受到精神食粮的人总是少数。记得上小学时，我和伙伴们吃过晚饭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大礼堂看电影、看新剧。到大礼堂门前，我们买不到票、更买不起票，检票的工作人员把守大门，我们进不去，只好跑到大礼堂附近的凉亭玩打“三角板”游戏。当电影放映到一半或戏剧演到一半时，检票员便会离开岗位，我们瞅准时机悄悄混进大礼堂。没有座位，我们只能站在过道上看电影或看剧。站着看完半场电影或剧双腿又酸又麻，但我们的心里是甜蜜的。好在每逢节假日电影队都会放映免费的广场电影，那时的大礼堂最热闹。大礼堂前的广场上挤满了人，有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的，有在旁边站着的，甚至有趴在墙头上的，热闹非凡。广场电影放映的内容均为大礼堂里放过的旧电影。那时能看到的电影不多，我们反复看了《白毛女》《青松岭》《地道战》《地雷战》等10多部电影，其中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曲至今还深深刻在脑海中。当时负责放电影的单位叫电影队，他们除了在县城放映外还要到乡下巡回放映，电影属于紧缺资源，电影队理所当然成了令人羡慕的单位。

在维西大礼堂为群众提供精神文化滋养的还有一支宣传队。我上小学时，这支队伍里的帅哥美女成了我的偶像。我很少有机会到大礼堂看宣传队演戏，但有机会到排练场看他们练基本功或排练革命样板戏。这支队伍跟电影队一样，除了在县城演出外，还要到乡下演出。当时，他们演的剧目不多，除了经常演《红灯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8部革命样板戏外，还演经过改编的弦子舞、“瓦器器”等民族民间歌舞，如傈僳族“瓦器器”《人民公社阿克吉》、藏族热巴舞等。

时间是最好的“雕刻师”，也是毫不留情的“过滤器”。如今，在大礼堂发生的许多事情早已被时间泯灭，然而，在大礼堂发生的两件大事却永远定格在维西各族群众的脑海里。

1957年2月24日，中央慰问团在维西大礼堂慰问演出，为了表达维西各族人民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感激之情，维西文艺团体同台表演了大词戏和滇剧。有这样一首朴素的小诗表达了慰问团和维西各族人民依依惜别的鱼水深情：“拉着亲人的手，送着亲人走。见时多高兴，送别难分手。站在大桥边，目送你们走。不由高声喊：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

1976年，是中国人民最痛苦的一年，也是维西大礼堂举行最大规模追悼大会的一年。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9月18日下午2点50分，维西县在大礼堂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参加追悼大会之前，我们班主任含着眼泪、悲痛地对我们说：“天大地大没有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我们要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参加追悼大会，大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许说话，不许做与追悼会无关的事……”追悼大会庄严肃穆，现场沉浸在悲痛的氛围中，所有人神情肃穆，哭泣声从低沉到高亢……

1980年，在西山梁脚下矗立了近30年的砖木结构的大礼堂被充满现代气息的钢混结构建筑物取代。这座建筑物是当时维西县规模最大、投资最大的地标性建筑物，名叫维西影剧院。尽管名字改了，但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把它叫作大礼堂。

改革潮涌维西，大礼堂感应着时代脉搏演绎新时代新维西新故事。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时期是唱着“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投身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中的。那时，澜沧江畔、永春河边春潮涌动，人心思变，人心思富，人心思美，人们充满闯劲，社会充满活力，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作为精神文化阵地的维西大礼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与新时代同频共振。进入80年代，以日本电影《雪凝》、台湾电影《鲁冰花》为代表的影视作品在大礼堂上映，荧屏为之丰富多彩，我们的视野为之一新，我一下子感觉到：“世界真精彩！”

从1982年开始，维西电视差转台投入使用，黑白电视机逐渐进入老百姓家，尤其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录像厅、游戏室等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人们娱乐的主要场所，《霍元甲》等港台电视剧精彩登场。进入90年代，彩电进入维西县城寻常百姓家，《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电视剧相继闪亮登场，电视屏幕上的节目更加丰富多彩，人们的文化生活越发丰富。这一时期，电影院由热变冷，逐渐被录像厅、游戏室和日渐普及的电视机所取代，昔日辉煌的露天电影成了人们记忆深处的一抹微光。

维西大礼堂除了发挥开大会、举办文体活动功能外，还起到经济交流的平台作用。老赵比我长两岁，到大礼堂锻炼身体是他退休后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当锻炼活动结束后，我们总爱在凉亭里休息一会儿，顺带聊聊天。前几天，我们谈到肥胖、高血脂、高血压时，老赵说：“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正值青少年时期，那时很少有肥胖的人。1975年，我11岁，这年秋天维西县城赶交流会，父亲叫我到大礼堂排队买一盘甲级肥肉。买肥肉的队排得很长，我从上午8点站到中午1点多才买到一盘甲级肥肉（每人只能买一盘）。回家途中，我手里端着那盘白糯糯、油滋滋、香喷喷的甲级肥肉，口水不由自主地淌了出来，我实在忍不住，便偷偷吃了两片肥肉，但还是不解馋，接着又偷偷吃了两片。因为偷吃了肥肉，一路上我忐忑不安，心想一定会挨一顿骂。果不出所料，我父亲一眼就发现盘里的肥肉少了，怒斥道：‘你的心被狗吃了！你不知道这肥肉是用来炼油的吗？你一个人吃了，弟弟妹妹怎么办？’现在想起来仍让我感到惭愧。那时，我们城镇居民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斤肉票，家家都抢着买肥肉炼油，在炒菜、煮汤时放上一丁点，一个月也不能吃上一顿肉。农民家庭则更艰难。”

正因为物资紧缺，所以一年一度的维西物资交流大会激发了人们满足物质需求的强烈欲望。维西物资交流大会一般在10月份举行。交流会期间，人们最期盼的是能买上几盘肥肉、一两碗牛羊肉汤锅，外加二两白酒和一两丈灯草绒布。为了方便群众，政府有关部门在大桥边、清水湾、打枪坝、大礼堂等地搭建临时摊位，并聘请临时工为群众服务。尽管如此，购买紧俏的肥肉、灯草绒布、白酒等物资仍需要排长队，尤其是卖灯草绒布的只有一个窗口，每天有几百人排队，运气差时，哪怕排一个昼夜也买不到灯草绒布。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从维西城隍庙到维西大礼堂再到维西影剧院，300多年的光阴刻在那两棵金桂树的年轮上，记录着城隍庙的香火、大礼堂的掌声、影剧院的光影。它们不语，却见证了这方水土上最鲜活的历史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