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金庆:澜沧江畔 青春归处是故乡


6月,又一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当“到基层去”成为越来越多人真实的选择,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摆在面前:基层在哪里?回去之后,能做什么?林金庆的故事,或许提供了一种答案。

林金庆的家乡在德钦县巴迪乡,梅里雪山脚下,澜沧江从村边呼啸而过。小时候她怕这条江——过江靠人马吊桥,木板缝隙下就是翻滚的江水,“做梦都会梦到掉下去,惊出一身冷汗”。
8岁那年,母亲把她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学校寄宿。学校也在江边。白天的热闹散去后,整栋宿舍楼只剩她一个人。“缩在被窝里不敢睡觉,哭着哭着就睡着了。”陪她度过那些夜晚的,是澜沧江的流水声。她说,那是她的“催眠曲”。
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仔细地观察这条江:夏天江水“像一条发怒的巨龙”,冬天“像一条玉带,静静地淌”。“我就是在那时候爱上澜沧江的,它是我小时候唯一的精神寄托。”
考上大学那年,她成了村里少数走出大山的孩子。临走那天又哭了,“舍不得家人,也舍不得那条江”。大学四年,澜沧江时常进入她的梦境。

毕业那年,她面临选择题。爷爷是退休教师,希望她当老师——“稳定,受人尊敬”。但林金庆心里有另一个声音:回到澜沧江边去。“我身体里流着澜沧江的血液,基因里藏着它的性格。”最终她选择了华能澜沧江公司,重新回到大山。
“很多人问我,好不容易走出大山,为什么又回来。”她说,“走出去是为了看见世界,回来是因为看清了自己。”
2009年,她考上大学那年,乌弄龙·里底电站筹建处进驻巴迪。这个沉睡的小山村开始热闹起来。
她本人就是变化的受益者——大学期间得到爱心助学资助,“如果没有那笔钱,我的大学梦可能就卡在学费上了”。但变化远不止于个人。记忆中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变成了平整宽阔的沿江公路;人马吊桥不再是唯一的过江方式;移民搬进了三层小楼房,烧水做饭不再用柴火。

以前村里隔三差五停电,煤油灯是标配;现在农贸市场热闹起来,民族文化广场上每天有人跳民族舞。“以前大家对着一江白发愁,现在江水真的给大家带来了好日子。”
回到澜沧江边,梦想和现实之间隔着一本厚厚的画册。入职没多久,她被安排编制电厂年度画册和一本名为《高原有约》的书籍。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她,从没干过这事。“心里直打鼓,硬着头皮上。”图片分类花了三天时间,“看得两眼冒金星”。109篇文章、99位作者,她逐字逐句校对修改,读到感人处偷偷抹眼泪,读到有趣处哈哈大笑。那一个月,加班是常态,“痛并快乐着”。
半年后接手人力资源工作,从“文字游戏”变成“数字游戏”,一切从零开始。第一次发工资紧张得不行,第一份年度薪酬报表和同事核对到凌晨三点。“走在营地的路上,路灯下的树影斑驳,我一点困意都没有。那时候我想,这就是我的梦想——不是多宏大的事,就是把这些琐碎的事干好。”

林金庆常常提起父亲。小时候父亲说“要是在家门口有座桥就好了”,后来桥建起来了;父亲又说“等你考上大学就好了”,她考上了;再说“等你找个好工作就好了”。
“我以前觉得父亲的梦想像春笋,一茬接一茬。后来才明白,那是父母对子女永远放不下的心。”如今她在家门口工作,父亲只说:“你自己选的路,你自己走好就行。”她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在“逃离大山”成为主流叙事的年代,林金庆的选择显得有些“逆向”。但她不是一个人——在澜沧江流域的各个电站里,有越来越多和她背景相似的年轻人:从山里走出去,读完大学,又回到山里。

“其实我一直没离开过这条江。”她说。
这句话是对的。8岁那年,澜沧江的流水声陪她入睡;30岁这年,澜沧江的流水声伴她开始每一天的工作。江还是那条江,但岸边早已换了人间。
而对于更多像她一样的年轻人来说,回来,不是退路,是选择。

责任编辑:单珍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