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三江并流”腹地，雪龙山麓一个傈僳族寨子里。右侧是长满白栗、麻栗、水冬瓜树与各色杜鹃的深壑，幽深静谧；左边山坳里，是一块被唤作“每耐挞玛”的宝地——那是一块长达两千米、宽约五百米、坡度平缓的农田，也是全村人祖祖辈辈的生息所依。

儿时站在山梁上眺望，这块宝地宛如一件百衲衣，缀满“补丁”。那些“补丁”，是田地里东一棵西一株、需几人合抱的古老野李子树（傈僳语称“里箐色抓梓”）。它们苍老得树皮都能用手一块块抠下来，树形更是千姿百态：有的主干笔直，树冠如巨伞撑开；有的虬曲盘旋，似龙似蛇；有的半边已然腐朽，一碰就簌簌落下木屑；有的匍匐在地，却倔强地探出新枝；还有的早已变成树洞，或只剩一墩树疙瘩，周遭丛生出新苗，奋力指向天空。

春来时，雪白的李花如云似锦，浮于田间。春风送暖，花香馥郁，蜂蝶“嗡嗡”飞舞其间。马大头、铁灵甲、画眉、黄雀、麻雀在枝头或树洞里“叽叽喳喳”，筑巢育雏。每株古树梢头，都涌动着蓬勃的生机。

夏日，青绿的李子如碧玉珠子挂满枝头，令人心喜。树下，人们耕种时堆起的石缝里，酸浆草、旱芹菜、车前草、牛舌头、蒲公英、尖刀草、白蒿枝疯长。草丛里常潜伏着青的、绿的、红的、花的、黑的蛇，或盘踞，或追捕青蛙老鼠，有时还会昂首吐信向人示威。我和小伙伴们为完成打猪草的任务，只得折来长枝，先拍草驱蛇。对那赖着不走的，便只好搬石砸它。然后才小心翼翼地割取鲜嫩的猪草。

夏末秋初，熟透的野李子黄灿灿、软趴趴地压弯枝条，整棵树像垂柳般俯首，有的枝条甚至垂到地面石堆上，仿佛向人示好。即便熟透，这野李子的酸味也足以让人皱眉吐舌，放在今天怕是无人问津。古语道：“桃补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但在那个水果稀缺的年代，它却是我们难得的零食。每当放学回家，放下书包的“第一道作业”，就是和小伙伴们像一群饿坏的山猴，飞窜到地里，这棵树上吃几个，那棵树上尝几个，直到肚里往外冒酸中带甜的汁液，才心满意足地摘上满满一袋，带回去给弟弟妹妹。

秋末冬初，天气转凉，李叶由浅黄变为深黄，终至枯黄，在秋风中被一片片吹落。古树光秃秃地立在乱石堆上，景象萧瑟。但它们并不寂寞——成千上万的雪雀时而如黑云般在蓝天白云间翻飞，时而落到树冠枝条上叽喳打闹，时而又似水中鱼群，在地里蹦跳觅食收割遗落的粮粒草籽。那时，还没有“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我和小伙伴们早晚会到地里，有的上树设粘胶扣，有的在地里布竹夹扣、吊脖扣。运气好时，一次能逮住十几只雪雀。拿回家净毛去脏，待到“阔时”（过年），配上花椒、草果、山胡椒等佐料，与豆腐一同做成圆子，便是餐桌上一道难得的美味。至今回想，仍不禁垂涎。

数九寒冬，鹅毛大雪为山川、沟壑、森林、屋舍披上银装。树冠积满白雪的野李子树，像一把把剔透的银白色巨伞，静静伫立，如同恭候贵宾。从大山里飞来的红冬至、麻冬至、画眉以及因积雪无处觅食的红滴滴、地麻子等鸟类，在枝丫间烦躁地跳来跳去，“叽叽啾啾”，盼着阳光普照、积雪消融。有时，它们跳动的声响震落枝条上的积雪，“噼里啪啦”，反而吓得自己拍翅远飞，发觉是虚惊一场后，又很快飞回来，继续枝头的热闹。我和小伙伴们也不甘寂寞，扛着木板，深一脚浅一脚踏雪走到地头，然后坐上木板，一遍遍尖叫着滑到地尾，直到溅起的雪湿透衣裤，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地里的这些野李子树，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也成了村庄的标志——“色抓底抗”（意为李子坪村）。

后来，时代变迁。为方便耕作，提高产量，人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肩扛背驮，将李子树下的一堆堆石头搬到了它处。在“下定决心学大寨，鼓足干劲赶新联，快马加鞭超本村”的口号感召下，这片宝地被改造成了层层梯田。理所当然，那些生长于此的野李子树，也一株株消失无踪了，只留下“色抓底抗”的村名，引人遐思。

如今，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这里建起了蔬菜大棚。青菜、白菜四季常绿；大葱根长白嫩；百合、大蒜瓣肥厚；牛蒡、折耳根又长又胖；滚圆的西瓜又甜又沙……田埂上的山药更是又糯又面。村里的蔬菜不仅供应本地，还远销国内许多城市。“色抓底抗”因而有了第二个响亮的名字——“俄全登抗”（种菜村）。

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也种满了五月桃、水蜜桃、鸡血李、绿脆李、糖心苹果、金帅苹果、黑心糖梨、黄皮甜梨、甜樱桃、车厘子、无花果、葡萄等优质水果。每次我回去探亲，乡亲们总会热情地摘来各种新鲜美味的水果招待，临行还要塞上几筐让我带回城里。但我总要特意走到田边地角、山沟坎旁，去寻找那残存的野李子。仿佛只有让那熟悉的酸涩在舌尖弥漫开来，我才能真正过足吃故乡水果的瘾，才能触摸到那片土地深处不曾改变的魂。

故乡的野李子，你是我一生记忆里永不褪色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