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军占领后的广州：民众泥巴粘剩谷淘洗后果腹

学者研究

日军广州活体解剖

悄然杀害港粤人民

“那是活体，心脏仍在跳动，为了止血用钳子钳制血管。把血管拉出来在显微镜下观看，只见红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拢成簇。心脏跳动时它们就滚动。地下室里有浸尸体的水槽和很多用福尔马林浸泡、装在坛子或大瓶子里的头颅、内脏标本很多。被解剖有50个以上。”

——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糟川良谷关于日军细菌战实地调查的访问记录

广州日报讯 (记者陈向军)1942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日军在东北有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广州也有一支“波字第8604”细菌部队。它以当年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为本部，用粤港难民进行活人试验、活体解剖，开展细菌实验、进行细菌战，短短数年间悄无声息地杀害港粤人民。在广州，学者沙东迅从1994年就开始调查这段尘封罪恶，历时二十余年。近日《说吧》栏目对话沙东迅，由他的讲述揭开一系列历史秘闻。

百姓浮生

黄包车

“包租头”抽成 车夫卖苦力

谈到普通百姓在沦陷期间的工作生活，史料记载，少壮者有为敌人造泥工(土方)，建筑防御工事或开辟及修理飞机场等，以谋生活。有产业在沦陷区者，多回来办业权登记或拍卖产业，以维持生活。

由于市内逃难频频，需要交通工具者众，据了解，从1938年10月沦陷起，直到1945年8月，这七年的时间，客运、货运的交通工具，几乎没有一辆机动车，全靠人力车运载。从事拉“黄包车”的工人群体越来越多，收费没有固定标准，按习惯计价，大约由第十甫至西濠口收一角五分至二角。

当时经营和出租人力“黄包车”的，有福安、利昌、永平、厚兴、荣利等五间公司。这五间公司，均设在西湖路一带，最旺盛时期，大约有5000辆车左右，由伪政府公用局人力车组合——这个机构管理，凡从事拉“黄包车”的工人，均要先领取驾驶执照，才准接运乘客。领取驾驶执照的手续，由出租“黄包车”公司，介绍到人力车组合，填具申请表，表上要觅具商店盖章，经伪政府公用局批准后，才发给执照。

但是拉“黄包车”的工人，在领取驾驶执照时，要觅具商店盖章担保，大多数拉车工人，都是贫苦大众，在当时社会没有人看得起他们，怎能找商店盖章担保自己。因此，出现租赁“黄包车”的“包租头”，他们是有地方势力为靠山的，代觅商店盖章担保。凡经过“包租头”转租的车，每部车每天租金用二至三角军用票计算。车辆租用后，维修、保养等费用，均由承租工人负责。

从这笔经济账来看，沦陷时期“揾食”之艰，不可谓不艰难。于是，市面出现了木制“大板车”和“猪笼车”两种，不用领取驾驶执照，只要有力气就可以租来拉。

鸦片

开赌开烟荼毒百姓　　

1939年初，随着附近各乡相继沦陷，逃往各乡避难的市民，又陆续返回广州。敌伪双方皆宣称要繁荣广州、开赌开烟。

据史料，1938年汉奸占用了广州十三行华南银行地址成立福民堂，二楼用作办公厂，楼下用作工场，承办全省沦陷区鸦片烟膏专卖。1942年，鸦片烟毒至此蔓延渐广，不论贫富的老百姓或机关的公务员吸食者渐多，几乎形成了一种风气，在工作时打瞌睡者日多。

百姓实在不忍，奔走呼吁，要求当局禁绝鸦片。汪伪政权假意承诺，成立广东禁烟局。但亲历者许耀震曾在1940年~1945年于汪伪政权的广东禁烟局任检查员，他撰写回忆录，大声抨击当时的黑历史：“实际无一不是与他们所宣扬的背道而驰，扩大鸦片的经营以中饱私囊。”

他说，当时禁烟局与戒烟药膏专卖所，他们销售的戒烟药膏，恰恰就是鸦片烟膏；发起所谓的“铲烟苗运动”，用大卡车数辆满载砍倒的罂粟，挂大幅横额写有“广东省禁烟局铲烟苗队”巡游市内，耀武扬威。实际上，罂粟按时节确实要砍倒，而禁烟局不过是到乡下收割果实，收取烟土，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活。（云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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