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迪庆日报》副刊

迪庆藏族自治州即将迎来成立60周年的喜庆日子。60年的沧桑巨变，60年的硕果累累，让我们讲述不尽、歌唱不完。作为迪庆发展变化的见证者，我万分感谢《迪庆日报》副刊给了我一个释放激情的平台，让我尽情书写昨天的故事和今天的向往。

抚今思昔，我作为一名《迪庆日报》培养起来的作者，深深感激《迪庆日报》的多年呵护。没有《迪庆日报》我不可能尽情敲打键盘书写文章，没有《迪庆日报》就没有我今天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因此《迪庆日报》是我倾吐亲情话语的友人，是让我拉开嗓子歌唱的舞台。

我是1987年才发表文章的，那时我已经30出头了，而“处女作”却又是在鹤庆县写成的。当时我调到了鹤庆县纪委工作，准备把家搬到那里定居和生活。在相对轻松的工作环境中，每周的《大理报》副刊是我最爱看的栏目。当中那家伦、洪海等作者的诗歌、散文诗深深吸引着我，让我敬佩这些作者把司空见惯的景物、事物，写成了美丽神奇的诗篇。读过之后，我曾想入非非，幻想有一天，自己也把迪庆的风光也写成诗。

一天，鹤庆县委大院的牡丹花盛开了，国色天香的牡丹，让我联想起知青岁月时在哈拉林场见到的野牡丹。眼前故乡的牡丹沐浴着春光，我却神往着栉风沐雨在迪庆深山的牡丹。情形之下，我试着写出了散文诗《山牡丹》。当我向迪庆的文学刊物《原野》寄出这篇散文诗后，我因家庭房产的原因又调回了迪庆工作。当得知《山牡丹》已经发表，我深受鼓舞，从此走上了一条文学创作的不归之路。由于散文诗要求用词精美、语言华丽，而当时一篇《山牡丹》“掏空了”我掌握的词汇，我再没有新的语言和词汇支持写作散文诗，故而转向学习小说创作。

那时我在迪庆州纪委工作，写成了第一篇小小说《发生在吴局长家中的故事》，这是描写反腐倡廉的故事。接下来我先后写成了两篇反映藏族生活的故事《阿姬》和《一个荒诞的生财故事》。前者描写出一个婚姻失败的家庭，后者塑造了一个好逸恶劳、专门靠耍小聪明发财的青年。这两篇小说中的每句语言完全是经过藏语叙述后，再“翻译”成汉语写成的，所以耗费了我很多精力。就因为这两篇小说的发表经历了近三年时间，经不起继续折腾的我后来转为写作散文和诗歌。庆幸的是1988年《迪庆报》创刊。从此我与报社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最初的“小打小闹”一直走到了今天。

我在《迪庆报》发表的第一篇文学稿是诗歌《高原的溪流》。诗歌发出后，当时副刊编辑张继先找上了我，对我说：“小殷，你的诗歌发出来了，但实话对你说，你写诗歌不行。你以后不妨多写点散文，像《高原的溪流》这样的题材，你能写成很好的散文。”那时我对张继先的话很不在意，之后我到了省委党校进修学习。在省委党校两年间，我除了主科学习之外，课外时间几乎都“泡”在了文学上。幸运的是我的诗歌《火红的断想》、《路》、《摆渡》等都在《云南省委党校报》得以发表。《林间曲》、《绣》又都在《迪庆报》得以见报。就在我雄心勃勃继续写诗投稿时，校报副刊编辑杨文杰约见了我，同样提出要我不要再写诗歌，改为写散文。这时我才意识到该认真审视自己的诗歌创作。此后一段时间我没再写诗歌，静下心来专门研究诗歌，在反复阅读一些优秀诗歌后，终于我领悟出了，好的诗歌不仅语言美，更重要的是要有意境，有空灵感。从此我走出了一条写作散文诗的新路。

之后我新写的散文诗《冲江河》、《藏家的热巴舞》、《致高原上的棠梨树》等都相继问世，在《迪庆报》发表的同时，省内多家报纸刊物上也都作了转载。党校毕业后我被调到了州安全局工作，本着不想让外界认为我只会“舞枪弄棒”，我便积极地向迪庆报社投稿。当时副刊部编辑俞德贵对我很支持和关照，有的文章一字一句帮我把关。我的一篇散文诗《草原情歌》在俞德贵的推荐下被评为“云南96年报纸副刊好作品”。而《迪庆报》副刊更是鼓励我朝着写民族题材、本地题材的方向发展。

2001年《迪庆报》改为《迪庆日报》后，我有更多机会在报上发表 “豆腐块”文章。2005年《迪庆日报》举办了“爱我香格里拉，感悟魅力建塘”征文活动，我写出一篇题为《独克宗古城凝思》的散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迪庆日报》举办的征文活动。当时《云南政协报》先于《迪庆日报》刊出这篇文章。副刊部编辑和云华也很快将文章刊登出来，之后就被省内外多家报纸转载，全国各大旅行社网站纷纷刷屏晒出这篇文章，那时我更加有了文学创作的自信心，感觉出自己为迪庆旅游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该文获奖之后，我的创作积极性尤为高涨。特别在2007年10月《迪庆日报》改为对开大报之后，作者的发稿机会也多了。当年州委组织“千名干部入户促小康”活动，我被分配到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哈巴村工作。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更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下乡工作结束时我向报社送去了一篇题为《哈巴村里笑声多》的纪实散文。和云华看过后对我说：“《迪庆日报》反映农村题材的文章太少了，希望你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增加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使文章更为完美。”我一方面高兴副刊部对我文章的重视，另一方面感觉修改压力很大，因为此前我写的散文都是在一千字左右，从未写过超出两千字的散文。而在副刊编辑的鼓励下，我重返哈巴村，采集和充实了材料，很快一篇报告文学写成了，副刊部把它作为“特别报道”，用大标题刊登在周末头版。

就是这篇《哈巴村里笑声多》刊出后，犹如拧开的水龙头关闭不上，我冲破了思想观念上的羁绊，开始写作分量较重、篇幅较长的文章。此后我撰写的《中甸马帮印象》、《哈巴集贸市场给力农村经济》、《拉马足达的歌声》、《哈巴新风扑面来》等多篇报告文学都被《迪庆日报》周末头版采用，这当中《中甸马帮印象》和《哈巴新风扑面来》还被省内有关报刊转载。以后的《情怀继红桥》、《那汽车站的记忆》被省交通厅作为史料收集。其它有史料价值的散文《怀念老井》、《悠悠乡村路》、《今昔地震两重天》、《抚今追昔话手电》、《怀念那棵楸树》、《走进桃花盛开的村庄》等被地方党史征集部门收集。其中还有一篇《雪山牧场和我的诗》的散文，被副刊部推荐荣获“全省报纸副刊好作品奖”。2010年迪庆民族团结节暨第六届康巴艺术节举办期间，我在副刊部编辑高剑平的指点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写出了纪实散文《弟兄姊妹舞蹁跹》，成为了“两节”结束的收官之作，文章被当时到迪庆观光的56个民族友好使者网传到全国各地。

此后我在创作道路上更加迈进，2011年8月州内《迪庆日报》等多家媒体刊物开展的征集“香格里拉故事”征文、2015年2月州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开展的“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身边的道德故事”征文活动。我的文章都跃然在征文栏目上，其中有的文章获得了奖励。也就在随《迪庆日报》副刊多年的相伴同行中，我从一个非文化部门工作的文学爱好者，成长为被人知晓的本土作家。我的作品也从《迪庆日报》出发，走向了遥远的城市和乡村，走进了校园的学习专栏，走进了哨所的黑板报。在江苏省徐州市，我的《深秋》成为了高考的模拟分析题；在西藏拉萨市我的《青稞畅想》成为中学生演讲的文稿。还有《小扎西的向往》登上了《中国铁路》；《打工的帅哥》走向了《时代风采》。《瞭望塔》尽显在中国林业；《美丽风筝》飞进了彩云公路。《晨光劲旅》、《绿漫云岭》、《忠于党、诚于心》、《大理日报丛书》等州外公开出版的书籍都选录了我的许多文章，而《迪庆日报》是所有这些文章“原产地”。2011年西藏和平解放60年，在面向全国征文活动中，我的作品《我的故乡西藏》荣获诗歌类作品二等奖。所有这些成绩我都是在《迪庆日报》副刊部的帮助指导下取得的。我不会忘记副刊部编辑和寿仙对我文章的严格要求，也忘不了杨翠海认真修改我文章的词句，还忘不了余嬉莲主动把我零散的散文诗组章为《吟唱香格里拉风光》。正是受《迪庆日报》的厚爱和副刊部关爱，我才有今天的收获。使我与《迪庆日报》相依相伴，一路走进“文化兴州”岁月时光。

多年来我共创作出30多篇小说、100多篇散文、200多篇散文诗和100多首诗歌，还有近百篇的文学言论、影评、阅读体会等。如今年过花甲的我已经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却又重新起步于文学创作。在去年获悉《迪庆日报》开展州庆征文活动的消息后，让我无比激动。而在和《迪庆日报》副刊的金秋“约会”里，我还想把自己的亲历都写成文章，热情讴歌在我们党的英明领导下，迪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尽情抒发迪庆人民不忘初心跟党走的美好追求。（殷著虹）